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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2015-12-19  作者:整理  來源:網摘  

“幸福的家庭”與“幸福的寫作”

魯迅的小說《幸福的家 庭》寫于1924年2月18日。情節大致如下:一個青年作者為了撈幾文稿費,向壁虛構,要“硬寫”一篇題為《幸福的家庭》的小說。他苦思冥想,但家庭生活 的各種噪聲,讓他心思散亂,最終“硬寫”而不能。小說的大意并不復雜,但在敘事的層面上,卻包含了一個嵌套性的結構,即小說之中包含了另一篇小說,它的喜 劇性源于兩個世界的參照:一個是構思中的幸福家庭,一個是真實的家庭場景,后者不斷介入到前者的展開中,不斷擾亂甚至消解“幸福”的可能性。

魯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具體到1920年代的文學現場,在此類作品中,往往會出現一個苦悶的青年作者,他處在幽閉的室內,掙扎于文字之中,想要完成一次創作,而過程充滿了焦灼、懷疑和挫敗,最終“硬寫而不能”,或者結果背離了初衷:

此后玩了兩天,食粟而已,到今晚才向書桌坐下來豫備寫字,不料連題目也想不出,提筆四顧,右邊一個書架,左邊一口衣箱,前面是墻壁,后面也是墻壁,都沒有給我少許靈感之意。我這才知道:大難已經臨頭了(魯迅:《詩歌之敵》)。

1925年元月1日,魯迅要完成《京報·文學周刊》的稿約,上面一段文字生動呈現了“硬寫”的現場:在四面墻壁的壓迫下,一個作者面對未知的寫作,如同面對一場災難。

五 四之后,新文學依托出版事業蓬勃發展,在客觀上也構成了一個行業,為不少飄蕩的知識青年提供了某種人生的可能。棲身于會館或公寓之中,通過投稿賺取一些微 薄的收入,對于那個時代文學青年來說,是一種基本的生存模式,室內的“硬寫”,無疑也是他們真實生活的寫照。1922年,失業后的許欽文流落到了北京,他 本來喜歡研究數理化,尤其愛好天文,曾想考入北京天文臺,但由于學費太貴,無法遂愿。四顧茫然之際,為了救窮,他才在同鄉孫伏園的幫助下,開始賣文為生。 據他回憶,1924年初春,“我獨自一個人到磚塔胡同去看魯迅先生”,魯迅把寫好的《幸福的家庭》的原稿拿給“我”看:

照魯迅先生的說明,是通過假定作這 小說的作者寫稿的失敗,暴露當時社會上的黑暗: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盜匪”四起,有“馬賊”之類,“要綁票”。所謂幸福的家庭,連地點都假定不好,只好 憑空定在A。在這樣惡劣的環境里,卻有一派人妄想不經過革命就組織起幸福的家庭來( 許欽文:《磚塔胡同》)。

無論他的記憶準確與否,許欽文強調的是這篇小說社會批判的價值:“沒有適當的環境,是連一篇稿子都寫不好的”,要想組織“幸福的家庭”,以至要想成功地寫出一篇小說,必須先改造環境,進行社會革命。

1923 年8月2日,魯迅從八道灣兄弟合居的住所遷居磚塔胡同,鄰居俞芳這樣描述:“房間很小,白菜,劈柴都堆在書架邊,床底下,特別是魯迅先生自己住的那間,是 臥室、會客室兼吃飯的地方,確實擁擠不堪。院里雖只住我們兩家,但我和三妹年幼無知,好玩耍,整天吵吵嚷嚷,搞得整個院子亂哄哄的,很不安靜。”(俞芳: 《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魯迅就是在這樣的空間中,完成了《彷徨》中的《孤獨者》《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這四篇小說。

 

在魯迅的筆下,那個青年 作者對“幸福的家庭”的想象,無疑是矯揉造作、十分可笑的:夫婦二人必須自由結合、愛好文藝;主人始終穿洋服,硬領雪白,主婦始終燙發,牙齒也始終雪白; 他們看書要看《理想之良人》,吃飯時要說英文,等等。但在“幸福的家庭”的幻象之外,魯迅在小說中其實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即某種“幸福的”“理想的”寫 作,是否真的存在?

在 五四新文學的理念中,“創作”二字有特別的含義,作為一種真純自我的表現,它不僅應超脫現實的功利,還應是一種自發性、獨創性的行為,讓作者能夠沉浸其 中,體驗到創造性的快感。這種意識也可轉變為一種頗具浪漫色彩的“源泉”說:文學之創造源于真摯感情的表達,那么作為源頭活水的內在自我,也應有一種自發 性的特征,它不斷汲取各種養料,變得豐富充盈,在創作時就會主動噴涌。在1920年代初,不少批評家在大力鼓吹這種浪漫的創作觀念。

然 而,包括《幸福的家庭》在內,1920年代諸多描寫作家生活的作品,恰恰不是以重申這種理念,而是暴露其異化過程為主題,“寫作”的展開充滿了危機與困 窘。高長虹的《創作之前》,描寫了這樣一位作者:他每當提筆寫作,就覺得“有什么東西阻礙著他不讓寫下去似的。……‘我為什么要寫小說呢?’他疑問起自己 來”(長虹:《創作之前》)。

在沈從文這里,窄小、霉濕的公寓不僅限制了生命的可能,也給一個寫作者帶來無盡的煩惱。在他最早發表的作品《一封未曾付郵的信》中,一開頭出現的就是這樣的自畫像:

陰郁模樣的從文,目送二掌柜出房以后,用兩只瘦而小的手撐住了下巴,把兩個手拐子擱到桌子上去……


魯迅“幸福”的北漂生活

這是一個標準的“室內的作者”的形象,他正要提筆給A先生寫一封求助的信,而信的全部也就穿插在作品中,同樣構成了一個“嵌套”的敘事結構。類似“硬寫”過程的描寫,在沈從文北京時期的作品中還可以舉出很多:

我的靈魂受了別的希望所哄騙,工作接到手后,又低頭在一間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著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還是工作。(沈從文:《生之記錄》)

一切抽象的影子也全是模糊,無一片,無一段,可以寄這無沒落的心。把筆提起是無可寫的。心是像失去了彈性,弛緩了,依稀見到這一堆散碎了的情緒,散碎到成極細極小的物質,各處飛。(沈從文:《〈老實人〉自序》)

在這一幅幅的自畫像中,“陰郁的從文”似乎被囚禁在桌邊,寫作非但不足以對抗室內的無聊枯寂——那終日糾纏的“老厭物”,反而會進一步映襯出生命沉淪的狀態。

沈從文、高長虹關于“硬寫”的表現,更多涉及心理、精神的層面,在另一些作者那里,“硬寫”的窘境則直接源于經濟的壓迫。一篇名為《售靈》的習作,描寫一個困守北京公寓的大學生,在房租的壓力下,他也要嘗試賣文,可內心又實在不甘:

可憐我原是為著錢才急的想起來這條路子——賣文章,由于賣文章才聯想起創作兩個字來,心不但不和,連氣也絲毫不平,實在,我自家也相信是不會做好的。……我要高聲的叫喚著:出售心靈!出售心靈!(售靈:《售靈》)

“硬 寫”的目的,恰恰不是為了“從無量的光源中涌出來”的“創作”,只是為了“出售”、為了“救窮”。《幸福的家庭》中的“他”,自然非常了解這一點,也坦白 自己的“經驗”:“投稿的地方,先定為幸福月報社,因為潤筆似乎比較的豐。但作品就須有范圍,否則,恐怕要不收的。”

表 面看,這個“他”肯定是魯迅嘲諷的對象,許欽文卻認為:“這個‘他’不是真正的藝術家,只是為著撈些維持生活的稿費而‘硬寫’的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 (《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的一個。”“魯迅對那青年作者,顯然是很同情的。如果以為魯迅先生把那‘青年作者’當作主要的批判對象,那是很不恰 當的。”

對 于這個問題,魯迅其實也有過表態,他曾說:“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而隨后他又寫到:“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 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魯迅:《我怎么做起小說來的》)從后面一句中,能見出魯迅的寬大,他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硬寫”反對者,一個教條的 “幸福的寫作”(“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的實踐者,而是能洞悉人事的曲折,深切體知青年“硬做”的緣由及艱難。那些有關“幸福寫作”的摩登想象,在他看 來,不過是一種漂亮的卻也是流俗的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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