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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中國志士

2017-09-14  作者:李學成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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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于網絡

“九君子”是中國十四年抗戰初期戰斗在遼沈地區的進步知識分子群體,也是較早站在國際聯合反法西斯斗爭前線的青年才俊。“九一八”事變后,他們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有成效地以國際法規則和人類和平理念面向國際社會揭露和抵制日本侵略,在中國抗戰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譜寫了重要篇章。本版今天刊登整版相關文章,回顧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參與下,“九君子”冒死搜集日軍侵華罪證推動國際社會仲裁“九一八”事變的愛國壯舉,展現其放眼天下的國際視野和舍生忘死的民族大義。

被譽為“九君子”的九位志士包括盛京醫科大學教授劉仲明(新中國結核病學奠基人)、畢天民(公共衛生學奠基人)、于光元(皮膚病學科奠基人)、張查理(新中國最早實施神經外科手術的專家)、李寶實(耳鼻喉科泰斗)、鞏天民(具有“南榮〈榮毅仁〉北鞏”之稱的金融界精英)、邵信普(營口銀行經理)、張韻泠(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劉仲宜(沈陽同仁醫院創始者、院長)。“九君子”活躍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遼沈大地,皆屬各自領域的精英。

冒死搜集日軍侵華罪證

“九一八”事變使中國面臨空前的國難,堅持守土抗戰的“九君子”充分利用國聯調查的有利時機,針對國聯調查對實證的需要,冒死搜集了大量日偽當局原始的文件、公告、信函等,編輯成名為TRUTH的鐵證,后經國際友人冒險輾轉遞交給國聯調查團,系統地揭露日本侵華罪行,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有預謀的侵略行為,“滿洲國”是日本一手炮制的偽政權,推動了國際社會共同抵制法西斯侵略的斗爭。總體上,“九君子”的救國理念、方式方法、預期目標和后續影響均體現了國際化特色。

第一,“九君子”利用國聯調查這一契機展開反法西斯斗爭。他們完成的TRUTH是系統、完整地記錄日本侵華的圖文實錄,是一份最為鮮活的揭露日軍侵略和日偽暴行的證據匯編,他們把日本侵略行徑置于相關國際法框架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日本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之下無從抵賴。第二,“九君子”充分發揮國際友人的作用,按照國際仲裁規范遞交TRUTH。在雍維林院長、倪斐德博士、譚文綸教授的鼎力協助下,TRUTH得以成為國聯仲裁過程中不可多得的法理性依據。中英人士的聯合體現了國際力量共同捍衛人類正義的努力。第三,1933年2月24日,出席國聯特別大會的44個國家在僅有日本1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基于《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裁決案,這是一場空前的國際表決,是真正意義的國際聯合制裁。第四,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真相曝光于全世界,愛好正義與和平的國際力量更加警覺,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發展和最終戰勝日本法西斯奠定了道義和輿論基礎。第五,“九君子”展開國聯外交的核心理念是“為了國際的和平與世界秩序的穩定,為了正義和公理”,這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大視野和大格局,他們把“得道多助”的中國智慧運用于人類和平事業的維護。

心懷家國 放眼世界

“九君子”能夠適時構建國際化反法西斯戰線,與他們所受的教育及個人經歷密不可分。

他們雖生逢亂世,但在青少年時期普遍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他們大多出生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和日俄戰爭年代。在青年時代,他們又先后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十月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戰亂和動蕩都沒有阻礙他們接受教育的步伐。鞏天民從小“熟讀背誦四書五經,學習孔孟之道”,劉仲明也在早期教育中就培養起“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責任意識及“和為貴”的文化理念。人類對于和平的追求是無國界的,“九君子”通過國聯外交把“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傳向世界。

“九君子”中的六位志士有歐洲留學經歷,這使他們有機會同步站在世界最前沿。“九一八”事變前,劉仲明曾留學英國和丹麥;畢天民曾獲英國劍橋公共衛生學和醫學博士;于光元、李寶實分別是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和研究生;張查理、劉仲宜也都曾留學英國。留學經歷使他們既能熟練運用英語,又得以接受近代以來國際社會先進的法理意識和實證思想。依據國際法構建國際秩序、保障國際安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時代特征和人心所向,“九君子”學以致用,在國聯外交中充分利用了這些理念。

“九君子”都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活躍分子,在青年會中參加一些活動、學習進步刊物,使“九君子”得以較早地受到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引領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思想激勵,并成為他們堅持抗日救國的重要力量源泉。鞏天民等“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情操尤其贏得國際友人的敬重,為中英人士聯袂展開的民間國聯外交奠定了有力基礎,從而率先站在國際聯合反法西斯斗爭的前沿。

“九君子”開展國際性反法西斯斗爭的意義和價值

“九君子”抓住時機因勢利導,他們是把“九一八”事變推向國聯仲裁并取得一定勝利的重要推手,開啟了我國民間團體走向世界舞臺進行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斗爭的先例。他們抓住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道、反正義、反和平的本質,以誠信為本和不卑不亢的立場“為歷史作證”。劉仲明在致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的親筆信中表示:“我們冒險向你們提出或是親眼目睹的見證,或是首先了解到的有充分依據的事實。我們相信,這些事實會有助于你們清楚了解事變爆發以來發生在滿洲的情況。”弱國反擊強敵入侵,軍力固然重要,外交手段同樣不可或缺。愛國知識分子手無寸鐵,但他們的作用卻不遜鋼鐵之師。

“九君子”積極聯合國際友人共同為人類和平而戰,同樣是反法西斯戰爭史上的創舉。這場斗爭中,國際友人的力量不可低估,他們被“九君子”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堅持真理和民族正義的精神深深打動。三位英國紳士不但接受重托,妥善保管TRUTH,還甘愿冒生命危險為“九君子”簽字擔保并順利完成遞交,使其成為李頓調查團完成調查報告的不可多得的實證依據,進而推動了40多個國家在國聯大會上一致表決。縱觀其他遭受法西斯襲擊的國家,波蘭、蘇聯與美國都缺少在第一時間積極聯合國際社會從世界角度維護和平的努力和實踐。中國“九君子”能夠及早行動,聯合國際人士共同投身反戰維和事業,這是國際反法西斯聯合斗爭史上的早期壯舉,意義重大。

“九君子”展示了中國知識群體心懷天下的博大胸襟。在TRUTH英文說明書的“結論”中,“九君子”強調了三點:其一,“滿洲的人口中95%以上是中國人,中國人自然要當中國人,并將永遠當中國人。”這是低調而鏗鏘的誓言,充滿民族自尊和自信。其二,“世界可能被蒙騙一時,中國人可能處于當前不利條件,但是,任何依靠武力和欺詐解決的,遲早要有禍患伴后。”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也是對世界的警示之語,意在強調“多行不義必自斃”。其三,“為了世界和平與秩序,為了公平和正義,我們誠摯懇請您們關注和大公無私地研究處理當前的中日爭端。”溫潤如玉的中國君子以慧眼直擊日本侵略的深層危害是全世界和全人類,他們既為反抗日本、更為人類文明而戰,因此影響深遠。

“九君子”國際化抗戰歷程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現實意義。他們為謀求中國獨立與民族發展所具備的國際思維尤其值得當今知識分子傳承和發揚。今天,中國已經培養了大批具有國際閱歷和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這種人才儲備對于中國發揮世界影響、謀求國際合作、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十分必要也極為重要。新的時代,中國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與世界對接,具有國際化理念的知識分子應該有更大的擔當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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