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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東民:我的鐵窗生涯回憶錄

2018-02-10  作者:趙東民  來源:趙東民博客  

   我的鐵窗生涯回憶錄

  趙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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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東民出獄后于2011年5月到延安參觀學習

  在舊中國跟爺爺要過飯出身,在新中國翻身解放的父親,從我童年開始,就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種下了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感恩之情。前年八月,八十一歲高齡的父親去世了,我至今也曲折經歷了四十六年的人生滄桑。唯一不變的,是我對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至死不渝的忠誠。而且,我經常把這種忠誠因地制宜,力所能及的踐行到了自己的工作中。我也為此曾經付出過身陷牢獄,家破人亡的慘重代價。但是我無怨無悔。所以,我對黨對毛澤東思想的忠誠,不是為了趕什么時髦的,更不是祈求升官發財而對權貴的諂媚。我覺得這是一個擁有感恩之心的人應該具有的基本素質。

  2011年的這個月27日,是我緩刑出獄的日子。雖然已經過去七年了,然而有些記憶并沒有隨著時間遠去,然后變得模糊,最后漸漸消散,反而在我的頭腦里越來越清晰了。與其讓那些難以忘懷的事情在腦海里翻騰,不如把那些枝葉的回憶串起來,寫出來,作為一段我個人的歷史備忘。算給自己和關注我的人的一個交代吧。

  一、被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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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19日,我因為以法律工作者的身份,自費向那些堵門堵路維權的職工維權代表普法,倡導他們通過“自我革命”團結起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國工會章程》賦予的主人身份去監督工會工作,行使批評、要求撤換,或罷免工會在職工維權方面不稱職的工作人員的法定權利。我的普法結果,直接引發2009年6月15日和25日,十幾個破產、改制企業的離退、買斷和下崗的維權職工代表,近二百人兩次群訪陜西省總工會的活動。陜西總工會個別干部對維權職工誤導和恐嚇,甚至唆使基層工會工作人員在工人中對我本人的誹謗,促使我憤然決定于當年7月27日晚,我帶上信訪資料——《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通報綜述》及附件資料,赴北京,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匯報陜西職工維權被打壓的情況。而我因此于同年8月19日,被西安警方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由此開始我橫跨三個年頭,歷時一年半的牢獄生涯。

  2009年8月18日我應邀去正在“改制”的國有企業東方大酒店,和維權職工進行交流,并向職工提出維權找工會的建議。我和職工交流結束離開的時候,在酒店院子受到不明身份的人盤問,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當時并未十分在意。晚十點多回到青年路的住處。對面社區警務室的燈反常的亮著,門也沒關。可以看到里面有三個人在聊天。其中一個我認識。是公安蓮湖分局青年路派出所社區民警王兵。我揣測他們是在等我。果然,在我開燈十幾分鐘后,王兵帶著兩名便裝的陌生人敲門進入我房間。他一進來就問我:“最近干啥來?”我說忙工作呀,咋了?他給我介紹說:“這兩位是咱分局國保大隊的,有點事想和你了解下,現在跟我們到派出所去一下。”我說可以,就跟他們一起來到青年路派出所。在派出所,和王兵一起帶我來的公安國保人員(記得好像叫王滿倉)對我的進行了有關職工維權找工會的簡單詢問。然后他們讓我等“領導”。過去很久了還不見“領導” 來,我有些不耐煩了,就對他們說:“領導再不來我就走了!”說著話我就出了辦公室的房門。對面另一個辦公室出來一個人對我說:“今晚你不能走。”我火了,質問他:“你憑啥不讓我走?你的姓名?職務?!”那個人對我的態度似乎有些措不及防,有些遲疑的說:“我姓劉……”。派出所副所長過來介紹說:“這是咱國保(蓮湖)大隊劉副大隊長。”我說:“不讓我走,可以,不管是傳喚還是拘留,給我手續!”副所長說:“沒問題,肯定給你手續。”隨后給我開了張傳喚證(后來在看守所被人撕碎了)。就這樣在派出所留置室呆了整晚。第二天王兵給我送來了早點,他說他也不清楚咋回事,領導讓找我他就找我了。我2011年出獄后曾拜訪過公安蓮湖分局的有關領導和干警,得知蓮湖國保那晚是奉西安市國保支隊的命令找的我,但是找到怎么辦?市國保支隊沒有明確指示。找到我后,蓮湖國保大隊當即請示市國保支隊,但是給他們下命令的支隊領導手機此事“湊巧”關機。蓮湖國保遲遲聯系不上支隊領導,得不到新指示,關不得放不得,就造成2009年8月18日傳喚我那晚長時間的等待的局面,最后蓮湖國保不得已,讓青年路派出所以傳喚的名義留置我整晚。甚至有警官當面說市局支隊領導關鍵時候“關機”的做法是“不要臉”。

  8月19日下午,蓮湖國保大隊那位劉副大隊長和一名李姓干警,開警車拉我到公安新城分局國保大隊。我在新城國保大隊會議室又呆了很久,才來了兩名年齡偏大的警官。他們很客氣的閑聊了一陣子,繞來繞去最后很不自然的對我說:“上面……決定把你拘留了。”我聽到后并沒有感到十分意外,當即提了兩個要求:第一,我快一天沒吃飯了,要吃飯;第二,我要給家里打電話說一聲。兩名警官滿足了我兩個條件。我在拘留證上簽了字。先跟著他們去醫院抽血檢驗排查了傳染病,再送我進了新城區看守所。路上一位警官對我說:“趙東民出來可有事干了。”我問有啥事干?他笑著說:“告公安局木……”兩名國保警官的表現,證實了我當時的判斷,對我的刑事拘留執行的是“上級”命令,并不是依法做出的。我也初步有了應對最壞結果思想準備,因為我面臨的將是一場不受法律制約的階級斗爭!

  二、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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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東民2017年9月在銀川西部影城參觀

  新城看守所本身是按照關押三百多人設計的。實際上超員是經常性的。尤其嚴打期間,關押上千人不是什么稀罕事。加之我聽說政府財政上對看守所押員(俗稱“犯人”)執行的還是幾十年前的伙食標準。經濟緊張讓看守所不得不在外面大量接活讓押員干,用以補貼單位支出和干警們的經濟。

  我從進新城看守所就開始夜以繼日的剝蒜,一直到我出獄。押員們經常一邊剝蒜,一邊詛咒著蒜老板。因為對派活的管教是不敢抱怨的。雖然管教說我可以不干,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在里面沒事干比熬夜干活更難熬。

  周圍的人,大都是負案在身的犯罪嫌疑人。重的有殺人、販毒、強奸等,輕的有敲詐、吸毒、盜竊等等涉嫌五花八門的犯罪,真是無奇不有。在里面對這類人的認識不再是我在外面時,對他們那種完全的憎惡了。因為他們整天吃喝拉撒和你生活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發現他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表面上不像一些影視劇或者戲臺子上描述的那種陰狠毒辣。這給常人的警示是,罪犯臉上沒寫字,我們都要時刻保持安全防范意識。就像有一個陜南的殺人碎尸犯,小伙子看上去不但不兇,而且樸實還帶有幾分靦腆,在里面干活也很聽話賣力。他被捕前好像是當地一種什么酒的推銷員。進來后還念念不忘單位貨款沒結完。他犯的案子卻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被捕八年前,他曾糾集他哥哥等三人受雇于一名有外遇的工會干部,合伙把其愛人哄騙至一出租房內勒死,放幾天等其尸僵后,再用鋼鋸碎尸,用專門從外地買來的硫酸浸泡尸塊后,埋進山里他們老家的河邊完成犯罪。他說案發八年后警察抓他時他都忘了這件事了。這個案子如果不是那位工會干部和新歡鬧翻而被舉報,天知道警方還要多久才能發現。

  有個過失傷人致死的案子。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原本兩個很要好的朋友,因為玩耍爭搶一把刀子,不慎捅傷到對方要害致死。這給人的警示是:不要認為每起犯罪都是故意的和有預謀的。人和人的交往、游戲等活動一定要注意方式和分寸,不然很有可能導致你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一個普通家庭獨子黃某,從小被嬌生慣養,心胸狹隘,自私成性。成人后開出租車為生,因打錯電話而邂逅結識了一位女大學生,兩個人談起戀愛。貌似一段美好的情緣,偏偏中途生變。那個女孩后來移情別戀要求分手。一天晚上兩個人吵架后,女孩打電話讓她新男友來接她,結果新男友電話關機,她又打電話讓新男友的伙計來接她連夜走了。黃某橫豎想不通,按奈不住怒火,就開車追上去把兩個人撞飛……這個案子給那些從小溺愛孩子的家長來說,算個血的教訓吧。

  有個當年才15歲的小男孩,是和我一起關押的年齡最小的押員。和我兒子同齡。因為搶劫被關進來。他說他一個“大哥大”級的同學過生日,晚上約了一群同學聚會。但是又沒足夠的錢,那個同學就提議“去搶吧”。居然得到大家響應。但是這個小男孩不愿意參與實施犯罪,就在他們實施搶劫的時候遠遠的看著。案發后那晚聚會的小家伙們一個不少的都被抓進來了,他也不例外。這個案子警示我們,一定要告誡我們的孩子,不要光顧貪玩。交友不慎,會貽誤終生的!

  ……

  好了不說別人了,說說我自己在里面的情況吧。

  初進看守所,從享受滋潤的小資生活的自由人到階下囚,這種斷崖式的落差,讓我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也進行過激烈的思想斗爭。我淪落到今天到底為什么?值不值得?我頭腦里反復冒出這兩個問題。我之所以能舍棄個人利益,不顧個人安危,幫助維權職工還有農民普法維權,是因為我信仰毛澤東思想,信仰毛澤東思想就要為人民服務,我不想成為坐而論道的空談家。在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史上,為實現共產主義信仰而坐牢甚至犧牲的革命前輩和烈士何止千萬!我坐個牢又算的了什么呢?信仰總要有人堅守和傳遞,總要有人為此犧牲。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參與發起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不是一直倡導維權工農群眾“自我革命”嗎?我現在不正需要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進行“自我革命”嗎?想到這里,我的心里就慢慢平靜下來。

  我被關進看守所第二天,就有一位軍轉管教跑來我的監室(俗稱“號子”)門口,隔著鐵窗問:“誰是趙東民?”我站起來說我是,他就問我:“有人打你嗎?”我說沒有,他說:“有人打你就給我說,我弄死他!”我嘴上答應和表示感謝,但是心里很茫然,我并不認識眼前這位英俊瀟灑的警官。后來我才知道,這位管教的姐姐是位下崗職工,就在原來我參與維權的一個 “改制”企業。他對我的關心應該算是一種階級感情了。后來還有公安部門的領導和民警專門來看我。有局領導在負責我所在監室的管教或者看守所領導陪同介紹下,只是路過我監室門口看我一眼,認識下,但是很少或者有的根本不說話就離開了。有的來訪民警無奈的對我說:“雖然我不了解你的案子,但我知道你是個不應該關在這里的人……”公安新城分局國保大隊負責辦我案子的兩名警官,幾乎每次來提審我都給我帶坊上的牛肉夾饃,那味道真是美得很,在牢房能吃到這東西那真是稀罕又稀罕的事情。

  在看守所里面,經常有知道我法律工作者身份的押員,在放風時間,來找我進行法律咨詢、幫寫答辯狀或者上訴狀等。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了解了我的案子,很快在看守所押員中盛傳“七室(關我的監室)關了一個 ‘共產黨員’……”我所在的監室幾任“頭塊板”(在監室混的好的或者故意殺人等重刑犯,睡第一塊板的押員,俗稱“號長”)對我都很關照,我通過這個便利,借來不少涉及政治、歷史類書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孫中山傳》、《毛澤東選集》、《張國燾傳》、《蔣介石傳》,還有外面同志通過干部給我送進來勵志的《魂系襄渝線》,這是三線建設中三線學兵的征文選集……最有意義的是我在看守所里第一次看到了金一南將軍撰寫的《苦難輝煌》。這部著作真實生動的再現了我黨和紅軍的苦難革命史,特別是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第一支攻進紅都瑞金的國民黨軍隊的頭目,原來竟曾是中共黨員!紅色瑞金,在公開的敵人的屠殺和內部的叛徒的出賣下,成千上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染紅了革命根據地的土地和山河……我一邊看《苦難輝煌》,一邊不由得的心潮翻滾,止不住的熱淚直往心里流。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遭受了如此巨大苦難的黨,作為有良心的受益者,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維護她!有什么理由不和踐踏黨章、憲法侵犯人民利益的當代叛徒堅持斗爭?之后的歷史證明我的堅持是正確的,親自過問我的案子號稱“維穩沙皇”的原中政委書記周永康,不但被依紀依法嚴辦,而且被黨媒斥責其“所作所為已與‘叛徒’無異”。周在陜西的爪牙,炮制“趙東民案”的幕后黑手,原陜西省政法委書記宋洪武也神秘消失,我至今沒有看到官方公布其消失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只要宋洪武還活著,無論他身在何處,每一天都是惶惶不可終日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周、徐、蘇、令代表的政治“兩面人”、“叛徒”、“貪腐分子”團伙紛紛垮臺,都受到應有的黨紀國法的懲處。即便我暫時還帶著“有刑事前科人員”的帽子,我也感到無比欣慰和自豪。因為,我們偉大的黨,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終于開始“勇于自我革命”了!

  第一次庭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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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自網絡)

  2009年9月24日晚,西安新城區看守所接到準備給我明天開庭指示。當晚,有心的押員們都感到氣氛異樣。看守所的高墻上增加了崗哨。我所在監室正前方的墻上,增設了戴鋼盔穿迷彩服的持槍武警。在里面關了四、五年以上的押員說,他從沒見過這種情況。那晚“碰巧”有四名“外役”(在看守所服短刑或殘刑的罪犯)同時犯錯,都被關進了我所在監室“懲戒”,而且被安排睡在我兩邊。我次日開完庭,他們又同時被放出監室“自由”了。傻子都能看出來,那晚他們同時“犯錯”關進我所在監室,是為了防止我自殺,影響“上級”命令對我次日進行“公審”,而監視我而來。后來我的一審代理律師給我講,官方對外公布對我第一次“公審”的時間是2010年9月29日,而實際上提前四天到9月25日。據說因為我的案子影響太大,怕“圍觀”的群眾太多,影響審判秩序。

  第二天凌晨,我五點就被叫醒起床。看守所灶上給我煮了方便面,還加了蔬菜雞蛋。 “頭塊板”和前幾塊板的押員都跟我沾光打了牙祭。這可是我入所一年來前所未有的待遇。大家在享受凌晨豐盛早餐的喜悅中暢談了一個多小時。大概七點左右,管教差人叫我出監室到院子里等。我背對著看守所里面的大門和管教聊天。忽然管教看著我身后的方向,神情驚異的說了聲“哇塞!”我回頭一看,進來了八九名高大威猛的警察,他們都戴著鋼盔,穿著防彈背心,腳蹬陸戰靴,腰里挎著手槍,手里端著短沖鋒槍(俗稱 “微沖”)。他們齊刷刷的走到我和管教跟前問:“誰是趙東民?”管教指了我一下。帶頭的警察指示兩名警察對我進行搜身,他轉身和管教辦交接手續還是做什么。接到指令的兩名警察奉命走到我跟前很認真禮貌的搜了我上身,然后扶我做到臺階上檢查了一遍褲腿。得到檢查沒有夾帶的報告后,帶頭的警察說:“帶上警械。”搜我身的兩名警察就給我帶上手銬,砸上腳鐐,戴上只露出兩只眼睛的面罩,把我扶起來緩緩往外走。我記得當時給我戴手銬的警察還問我:“(手銬)緊不緊,緊了就說,給你松一下。”我說“謝謝,不緊”,心里確實有些感動。整個過程,其余幾名警察持槍在原地保持立正姿態,端著沖鋒槍站得整整齊齊的。那天別的監室很多看到這陣勢的押員,都以為要對我執行死刑了。其實,當時我和他們都不知道,更大的陣勢還在后面。

  我被押出看守所二門,映入我眼簾的景象讓我震撼。兩邊齊刷刷站著整整齊齊的武警戰士,手握盾牌警械,表情凝重的直視前方。這兩邊武警戰士的隊列一直排列到看守所大門外,等我的囚車就在看守所院子里大的門口。我快到囚車跟前時,聽到旁邊帶頭警察的對講機里面有人喊:“趙東民情緒咋樣?趙東民情緒咋樣……”那位帶頭的警察不好意思的看了看我,轉過頭回復到:“還可以,還可以!”我坐的囚車是一輛依維柯,還是那幾位高大威猛,全副武裝的警察在車上把我圍到中間。我從車窗看到院子有很多警察,跟我坐的囚車一起動的大概有大小六輛警車。由一名領導模樣的警察在院子指揮車隊往外開。我暗自感嘆,有關領導真給我面子,一次動用了六輛警車押解我。當車隊開出看守所院子大門時,外面有更多警察警戒和更多的警車待命,在執勤警察指揮下,都處于純純欲動狀態。車隊開上長樂路,我發現長樂路已經戒嚴。雖然出發的早,但是還有不少行人被執勤民警擋在路邊。我看到迎面開過一輛閃著警燈的清障車。這是防止哪輛車一旦意外趴窩,就立即拖走。看那態勢是要保證押解我的車隊絕對的暢行無阻。后來聽新城看守所副所長說,那天他帶生病押員去看病的車,都被擋住不讓上大路。押解我的車隊鳴著警笛,途徑長樂路,金華路,好像還有米秦路……每條路面上都看不到平日里車水馬龍的景象,特別是途徑輕工業批發市場和康復路南口這兩段幾乎終年繁華的路段,今天也都沒有一個人和一輛車在路上,只有押解我的車隊呼嘯前行。在轉彎的地方,我透過車窗特意數了一下押解我的車隊數量,前后大概有十七八輛的樣子。

  車隊很快開進新城區人民法院。法院從大門口到羈押室,到處是全副武裝的警察。我剛進法院羈押室不久,曾到看守所給我發過起訴書的法官,問我想吃什么?我說想喝稀飯。他就趕緊去給我弄。結果他回來的時候說灶上沒稀飯了,給我了一包牛奶。我又感動了一次。我聽見門口有兩名警察聊天,一個問:“這人犯的啥罪?”另一個警察回答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一個又問:“抓了多少人?”回答說:“只抓了他一個。”發問的警察驚嘆:“啊?這么大動靜只抓了一個?”……

  我向站崗的警察要求上廁所,他說等一下,要去報告。他回來開門讓我去上廁所的時候,我發現有更多高大威猛,全副武裝的警察把樓內的走廊站的嚴嚴實實,有一位穿白色警監服裝的領導還親自從辦公室出來看了我一下,后來知道他是公安新城分局的政委杜創建。因為開庭后他來看守所看過我,還對我配合政府“公審”表示贊賞。當時杜政委還和我照了相。再說法警帶我進了法院里的廁所,我站在廁所的尿池,兩邊站著全副武裝的警察,我對他們說,你們站在這我尿不出來,警察說:“兄弟,沒辦法,你快點吧,快開庭了。”

  后來有人開玩笑說,我這次“公審的”安保級別可以和中央首長比拼了。我剛進看守所負責我監室的張管教,后來調到長樂路派出所了。張管教在我開庭第二天就跑到看守所,他開玩笑對我喊:“好冷慫呀!你整的我從凌晨四點就開始給你站崗,到十二點連飯都顧不上吃……將來可不要把弟兄們忘了!”我趕緊笑著回答:“不會的,不會的”。 聽看守所干部講,我一審庭審,西安市調動了五百名各警種警察,其中還不包括便衣和武警。

  我出獄后,在我的案卷里看到了2010年9月9日新城法院的《審委會筆錄》,里面記錄了新城區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孝民的一段話:“該案(趙東民案——作者注)引起了中央、省、市媒體的高度關注,沖擊省工會長達七個小時,致使省工會無法辦公,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區委書記召集多名常委進行研究,既是刑事案件更是政治案件”。這就難怪我一審開庭“公審”享受到如此高規格的安保級別了。張孝民在《審委會筆錄》還說:“盡管是公開審理,但是不能炒作”。所以在我開庭現場,沒有媒體,除了我的父親和大哥再沒有其他普通群眾,更沒有我進行過普法維權的各廠職工和各區縣的農民們。后來聽說旁聽席上坐的都是各部門的干部,特別還有“受害人”——工會的干部。我在法庭上極力想回頭看看我久別的妻子,但是還沒等我看到,審判長就警告我不要回頭看了。我很惱火,心里真不愿意聽審判長的,但是無論怎么蒙冤受屈,我即便抗議所有的法官對我的審判,也要尊重這個懸掛著莊嚴的國徽的法庭,因為,這是人民的法庭。開庭結束后,我還是回頭在開始散場的旁聽席上尋找,卻只看到了父親和大哥充滿憤怒的臉。我很奇怪深愛我的妻子怎么沒有來?!

  在法庭上,公訴人宣讀了對我的起訴書。說起這個起訴書,在我拿到它不久,新城區檢察院公訴科的胡科長帶兩名檢察官提審我,問我對“新檢刑訴【2009】340號”《起訴書》怎么看?我說“不予置評!”胡科長問:“為什么?”我說“既沒有犯罪動機,又沒有犯罪事實,起訴我什么?”胡科長詫異地說:“哦,你懂法律”,然后低頭認真的重新審視那個《起訴書》。今天在法庭上的《起訴書》也沒改進多少。即便這樣,后來出獄區新城區檢察院拜訪胡科長時,聽她說當初辦我一個案子,超過辦50個其他刑事案子的難度。可以想象的出,這不是因為檢察官的能力問題,而是在“上級”政治高壓之下,讓再頂尖的法律工作者給人捏造罪名,都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在法庭上聽完對我的公訴,答辯階段自辯道:“什么叫嚴重干擾了省總工會機關的正常辦公秩序?省總工會有工作人員六十多人,而那天在會議室接待群訪職工的工會工作人員工會總人數的不足十分之一,群眾也沒有堵門堵路,可以自由出入,其他幾十名工會工作人員看熱鬧不作為和我有啥關系?”公訴人張口結舌的愣了幾十秒,整個法庭瞬間鴉雀無聲。下面的事情就不用再浪費文字描述了。稍微用心關注趙東民案的人,都不難做出這么個結論:此案只不過是在周永康、宋洪武的政治淫威之下,地方和基層政法機關被迫上演的一場鬧劇而已。后來在我二審時,聽押解我的中院法警隊隊長說,周永康指派中央政法委的官員就在我庭審現場。

  我一審開庭后一直思考的是,開庭時我愛人為啥沒有來?

  不久,一名我入所后認識的看守所警官找我談話。他把我叫到談話室,表情凝重的對我說:“我想給你說個事,翻來覆去考慮了近一個禮拜了。如果我說了,就違反紀律了。上級要求對你封鎖消息。不說,怕你以后會埋怨我拿你不當朋友……”我說:“沒事,有啥事盡管說吧,我會保密也能扛得住。”管教還是吞吞吐吐了半天說:“你家里出事了。”我沒覺得特別吃驚,半自言自語的說:“我家里能出啥事?父母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是不是經不住打擊生病了?”管教說:“是你媳婦兒……”“我媳婦兒?”我笑了,自信的對管教說:“我媳婦兒和我感情很好,絕對不會和我離婚的。即便打算和我離婚,肯定也是有人為了幫助我出的主意。”管教臉色更難看了,兩眼直直的盯著桌面,用很低的聲音艱難的說:“我知道消息的時候,你媳婦兒‘后事’已經處理完了。”我瞬間愣住了,慢慢回過神來……什么叫晴天霹靂,什么叫撕心裂肺,此時此刻我都刻骨銘心的體會到了!我現在才想起來,此前新城法院的法官給我送起訴書時,讓我留個家里人的電話,我想都沒想留下愛人的號碼,法官愣了一下問:“還有家里別人電話沒有?”我還說別人的電話記不住,就打這個電話我媳婦肯定來。原來愛人已經不在人世了!狗日的“上級”還要對我封鎖消息!也怪不得,很久沒有收到愛人來信了……正在我傷心欲絕的回顧過去的一幕一幕時,偏偏在這個時候有人要提審我,窗外的外役反復的喊我的名字,管教有些緊張的說:“千萬別被發現了!被發現我就完了。”我擦干眼淚,鄭重的對管教說:“您盡管放心,趙東民絕不會出賣朋友!”提審我的是檢察院的,我和他們依然是談笑風生,也許他們沒看出來,也許他們不想說穿我痛苦的內心。我努力保持正常狀態熬過了提審過程。回到監室,我放聲大哭了一場,幾乎讓同監室所有押員都感到震驚。入所一年多了,沒人見過我悲痛如此。關心我的押員紛紛上前詢問原因,我卻不能說。我騙他們說,今天提審的警察說我要再不認罪,就對我無限期關押。所以有些害怕。他們紛紛安慰我說:“他們騙你的,別害怕。”出獄后還知道在愛人彌留之際,我父老鄉親鄰家大嫂和我家人等,到新城法院找主審法官劉曉弘,要求讓我回去和愛人訣別。被告知“人性化有尺度”。即便劉曉弘再混蛋我也不怪他,因為這不是他能決定的事情。

  恩愛夫妻,至死不能相見,以前只有在電影電視劇里面看到,做夢都沒想到能發生在我身上!愛人因病含恨去世的醫院是地處西安紡織城附近的唐都醫院。關押我的新城區看守所在紡織城附近的長樂坡,兩地相距開車不過十分鐘的路程。事后辦我案子的警察談及此事,也很憤然地告訴我:“為此我曾請示上級,說我了解趙東民,你肯定會配合不會胡來,我愿意親自帶上你去見你媳婦最后一面,但是上級沒有批準。”我至今也不知道這個狗日的“上級”是誰!只能把賬記到周永康和宋洪武身上!

  中秋節那天,駐所監察室女檢察官買了水果特意來看我,她和我閑聊過程中,雖然都沒有觸碰我妻子的敏感話題,但是我發現她的眼圈越來越紅了……這是因為女人天生的善感憐憫之心吧。其實在那段時間,不止一名政法干警向我表達一個意思:“要恨你就恨那些決策者吧,你的案子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我也向所有和我接觸辦我案子的公檢法干警反復表明:“無論我的案子結局是什么,只要你們愿意,我趙東民都愿意和你們交朋友。因為我的案子結果不是你們能依法決定的。”所以才有我出獄后頻頻拜訪他們“敘舊”的事情。

  記得我被關押快一個月的時候,國保警官有一次提審我對我說:“東民,出去后邀請我們吃飯呢啊!”我看得出來,他認為依法沒有罪證讓我在這里繼續呆下去,所以很快要釋放我了。可是過了一陣子再來的時候,他的臉色就變得很難看,對我連聲抱怨:“沒辦法,沒辦法……”

  被“強行”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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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輩子都會非常感謝北京市憶通律師事務所的李勁松律師。李勁松律師是在網絡上最早關注我案子的律師之一。要不是他,我即不會上訴,也不會知道高墻之外,有全國各地愛國干部群眾紛紛發起了當地聲援我的關注團,這極大地鼓舞了我通過上訴繼續奮斗下去的信心。李律師是2010年10月19日來看守所會見的我,他說來之前帶著我父親給他的委托手續去過新城法院,找過主審法官刑庭庭長劉曉弘詢問我的案件進展,劉給李律師說我的一審判決結果還沒有出來。李律師就來看守所見我溝通案情。我們第一次會見,我對李律師抱有戒心,因為從沒見過,而且一審還沒有結果,其實無論結果如何我心理的打算也是不考慮上訴了,這時卻突然冒出個北京律師,我有些不感興趣。但是我毫不隱瞞的向李律師講述了我的所謂案發過程,因為我要讓每個愿意傾聽的人知道我的冤屈。后來聽說李律師就是和我會見后決定完全義務代理我的案子。

  在李勁松律師2010年10月19日第一次會見我當晚7點半左右,我正在監室干活,外役還是管教喊我“提審”。我很納悶,怎么這么晚了提審?有同監室的押員開玩笑說:“夜審,肯定要動刑!”我回了句“怕死的不是共產黨員”就出了監室,我看到那個曾押解過我的法警在管教值班室那等我,更是摸不著頭腦,到底是哪路人馬提審我?我被帶上手銬腳鐐在法警押送下,出了看守所院內的大門,夜幕中,看守所院子有一些人頭攢動和一些車輛,未及細看,我被帶進看守所院子北側的會議室。主審法官劉曉弘等辦我案子的公檢法工作人員,和一些我沒見過的著便裝的人,圍著大會議桌站了一圈。在我之前給一個人送達了判決書,案犯好像原來是交警隊還是哪的公務人員,貌似有些社會關系。我進會議室時,還聽劉曉弘坐在會議桌西頭正中間,給他解釋:“這個結果是我盡最大努力了……”

  劉曉弘看到我進會議室后,轉向我說:“趙東民,你覺得能給你判幾年?”我說“最多三年!”身后有人驚異地說:“哎趙東民,到底是法律工作者,你給你把刑都判了?”劉曉弘抽著煙問我:“為啥?”我說:“犯這個罪的刑期上限是七年。如果我有罪,‘領導’肯定要按上限給我判刑。因為我沒有罪,但是要給‘領導’臺階下,所以最高也只能判我三年。”記得當時劉曉弘沒有接話,新城區檢察院的肖建堂檢察官反駁我說:“這個判決是根據事實依法作出的”。我沒有理會他,因為我覺得和他此時進行口舌之爭毫無意義。劉曉弘示意其他法官把我的判決書拿給我,他說:“前面不用念了,趙東民是法律工作者,讓他看看結果就行了。”“(2010)新刑初字191號”判決書果然判我三年。宣判時,法警在我緊挨著身后抓著我的胳膊,估計他們認為我看到判決后會痛哭流涕或者暴跳如雷,總之可能會情緒失控,會有過激之舉,所以保持高度警惕。但是我聽到判決結果后的冷靜表現,似乎令在場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我回頭對法警說:“你沒有必要抓著我”。法警遲疑了一下。劉曉弘示意法警放開我。我在判決書《送達回證》上的“受送達人簽名或蓋章”欄,內心無比憤慨的簽下了“天日昭昭”四個字。當時法警提示我只簽我名字就行了,劉曉弘制止了。估計他想要的就是只要我簽收,其它愛寫啥寫啥吧。我認識“天日昭昭”這個詞,是在杭州西湖畔的岳王廟里。2008年4月3日,清明節前一天,我出差路過杭州,第一次去祭拜了一下民族英雄岳飛。從岳王廟里的有關資料介紹得知,是年39歲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冤判死刑后,憤然寫下兩遍“天日昭昭”。岳飛被冤死八百多年后,“莫須有”的罪名在39歲的我身上又情景再現了。只是我沒被冤死,就寫一遍“天日昭昭”表達憤慨之心吧。

  宣判后,劉曉弘讓法警給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還非要讓我抽他一根煙。然后一再要求我談談想法,我就說:首先,我不在乎為工農維權下半輩子都坐牢!所以區區三年何足掛齒;再就是,我堅信這個判決不是你們作出的,因為我不認為你們的法律水準這么低。希望在你們內心有另外一種判決,在將來適當的時候說出來,以證明你們良知未泯;最后要說的是,現在有些問題到了該認真思考的時候了。我的意思也即是什么叫共產黨?什么叫社會主義……劉曉弘問了一句“你為了啥?為了共產主義信仰?”當我肯定的回答說:“是!”之后,剩下的就是包括劉曉弘在內的現場公檢法的一二十名政法干警,不約而同的長時間靜默。他們大多數人只能以這個方式表達對我的同情。這也是趙東民案在個別政法大員政治高壓之下,基層政法機關工作人員,對自己被迫作出的荒誕的司法結論,表現出的一種無奈的反應。我答復劉曉弘過程中,還有年齡偏大干部模樣的警察,從外面跑進來專門驚奇的看了我半天。我答復完劉曉弘,最后說:“我回號子了,還要干活呢。”轉身就走,法警緊跟在我后面,把我送回監室。途中看守所紀所長問我有啥打算,我說請幫個忙,聯系個條件好的監獄,另外宣判了我也能見家人了,周六接見時讓家里人抱上我小兒子來,我很想念孩子。紀所長說他會盡力而為。那時,我對司法公正的陽光能照到我身上不抱任何希望,所以也不想耗費精力“玩”下去了。之后我一審代理律師付輝接見我時,我也做了放棄上訴的表示。

  我信仰毛澤東思想,自認為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所以我決不相信“六月雪”那樣因大冤案而引發大自然反常變化的情景。然而,有時候巧合卻能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2010年10月19日晚,新城法院刑庭庭長劉曉弘一行,在看守所給我宣判完以后,的的確確是電閃雷鳴,風雨交加。次日即10月20日的《西安晚報》封2,刊發記者趙輝和實習生羅銳報道的,題為《閃電194次 西安出現雷暴天氣——專家表示深秋時節出現比較少見》的消息。同日的《華商報》A7版刊登了《電閃雷鳴降冰雹 昨日老天怎么了》的報道……當晚我回到監室正剝蒜,外面天氣驟變,讓全號子的押員感到吃驚,我開玩笑說:“看我冤成啥樣子了,老天爺都看不下去了。”

  一審的宣判不僅僅伴隨著天怒人怨,還有更反常的。出獄后聽家里人說,朋友和家人得知對我的宣判消息后,問代理律師要判決書,被拒絕。又問法院要判決書,法院也不給,說沒有法律規定。關鍵時候,桑文英大姐在關注我的法律人士幫助下,和我大哥等人拿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1998〕23號,找劉曉弘要我的判決書,因為該《法釋》第182條明文規定:“判決宣告后應當立即將判決書送達當事人、法定代理人、訴訟代理人、提起公訴的人民檢察院、辯護人和被告人的近親屬”。當時劉曉弘還把桑大姐帶來講理的紙質《法釋》〔1998〕23號捏在手里看了半天問:“這是從哪來的?”劉曉弘這么問是有原因的,我的代理律師在里面和外面都給我說過,省、市政法委官員為我的案子給律協開過“施壓”會。所以陜西特別是西安境內,沒有律師敢真心實意的幫助我。我這么復雜和社會影響重大的案子,一審代理律師在我羈押后和開庭前一年期間,僅來看守所見過我兩次。第一次是律師剛接受我家人委托,當時不完全了解我的案情的背景下。第二次是在一年后我一審開庭前幾天。律師那時見我主要是告訴我:“你的事情你最清楚,法庭上主要還是靠你自辯。”所以,劉曉弘看到一群普通百姓能拿到《法釋》〔1998〕23號,感到十分意外就不奇怪了。

  給我在看守所宣判幾天后,在朋友和家人依法爭取下,劉曉弘被迫同意依法給我家人送達了份判決書。

  李勁松律師得知我被宣判,立即從北京飛來西安。好像是2010年10月23號前后到看守所見的我。我那時也沒有多少上訴的興趣。當我得知外面有全國各地的愛國干部群眾聲援我的消息,那些聲援我的“趙東民事件關注團”中,竟還有北大法學教授鞏獻田這樣國內知名的法學專家,以及像全國總工會原書記劉實和候補書記韓西雅這樣的離休首長,老革命等。特別是我看到李勁松律師幫我起草的上訴狀。

  “……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出‘(2010)新刑初字第191號’枉法裁判的劉曉弘焦繼軍劉康奇及其背后禍國殃民的貪官污吏,

  敗壞了執政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形象!

  敗壞了中國政府的人民當家作主形象!

  敗壞了中國工會的工人維權之家形象!

  敗壞了中國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形象!

  敗壞了中國人民法官的公正司法形象!

  ……”

  真是每一個字都閃爍耀眼的著火花,每一句話都說出了我的心聲!我毫不猶豫的在上訴狀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12月26日是個周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一庭正副庭長和一名女書記員來看守所提審我。這一天是毛主席的誕辰紀念日,所以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張口開玩笑說:“三位周日都不休息,看來時間緊迫呀”!張副廳長笑著回答:“你確實很敏感。”雙方又短暫的寒暄了一陣,其中明確夾雜著要求我認罪的意思。我則堅決不承認自己有罪。張副庭長問我:“你這次上訴如果維持原判了你怎么辦?”我說“我能越獄不?”三個人有些面面相覷,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解釋說:“我肯定越不了獄嘛,那就去服刑唄。”他們這才明白我的意思。張副庭長對我說:“你看這(服刑)對你有啥好處呢?家里都照顧不上。”我反問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嗎?”得到他們確認后,我繼續說:“難道重慶白公館渣滓洞關的那些共產黨員沒有你們聰明嗎?他們不知道面臨死亡嗎?不是有位烈士本可以在香港富商親屬搭救下獲得自由,卻寧死也不愿意在悔過書上簽字,最后在大屠殺中和其他烈士一起光榮就義了嗎?真理,該堅持的時候必須堅持!”提審很快結束,我很榮幸的和那位美麗的女書記員握手道別。我后來去中院每次見到她,她都尊稱我為“趙老師”,我不是因為虛榮,而是挺感謝她沒有把我當罪犯看。

  還有件事不能忘懷。就是我上訴期間,陜西官方有關領導讓省政府法律顧問帶我的老父親到看守所里對我“勸降”,讓我認罪。豈料老父親見我第一句話就是:“你絕不能認罪!不然就對不起全國各地千千萬萬個聲援的你的人。”官方通過省政府法律顧問給我傳達的消息是,二審要想獲得無罪釋放,必須答應兩個條件。第一解聘李勁松律師;第二承認犯罪事實。老父親不明真相,竟然答應解聘李律師。我考慮事情不會那么簡單。向省政府法律顧問表示:寧可維持原判,也不解聘李勁松律師。因為在我孤立無援的時候,花了錢聘用的律師都把我拋棄的時候,只有李勁松律師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有時候感恩比利益更重要。如果真的能改判我無罪,我可以和李律師商量二審第一次開庭他不出庭。至于承認犯罪事實的問題,我從來沒有否認給職工義務普法維權,引導職工維權找工會的行為,只不過官方有人認為我這個行為有罪,我不承認這是犯罪行為而已。外面已經有人捧我為“工人領袖了,”當然我自覺承受不起。但是現在官方非要用司法手段把這個光環強扣到我頭上,我除了感到榮幸還有什么辦法呢?

  上訴期間讓我憤怒的是,官方居然能違規冒著串通案情的風險,讓人帶領老父親到看守所“勸降”我。之前我的愛人彌留之際,卻違反《看守所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 “人犯的近親屬病重或者死亡時,應當及時通知人犯”的規定,對我封鎖消息,并以“人性化有尺度”為由,拒絕我的鄉親父老要求允許我回去見愛人最后一面的請求。在趙東民案中,共和國的憲法法律,的的確確的成為了黨內權貴手里任意玩弄的妓女!這怎能不讓我這個堅定信仰毛澤東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憤怒無比。何以至此呢?后來聽陜西社科院張宏志教授和北京一些關注我案子的朋友說,胡錦濤總書記過問了我的案子,2016年元月初,我去北京拜訪中華全國總工會原候補書記韓西雅老同志時,韓老也向我證實了此事。并且外界還有傳聞,胡總書記對我的案子批示是:“妻子已亡,嗚呼哀哉,可否讓回家過個年?轉永康同志酌處。”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一直奉命和我有聯絡的老國保周小玉處,周小玉說他請示省上核實過,未得到否認。這就難怪有國保人員和省政府法律顧問先后都向我表示過:我的案子和國內政治走向有著密切聯系的,是個政治風向標。無論實際情況如何,一審期間非法封鎖我愛人去世的消息,二審期間又非法把我老父親領進看守所和我見面的事實證明,我的案子已經發酵成了舉國震驚、海內外輿論嘩然的“趙東民案”,如果沒有來自黨最高層的兩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前后發揮不同的作用,發生這種先后迥異的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不然會怎么樣呢?不然陜西上下辦我案子的政法工作者,褻瀆憲法和法律如此的登峰造極,都該被繩之以法甚至被槍斃!

  我在西安市中院刑一庭的二審,只是走了一遍程序。沒有什么新意。從外界各種傳進來的消息,大多認為這次似乎要改判我無罪釋放了。只有李勁松律師提醒我,二審補偵方向還是定我有罪的方向。二審的結果證實了李律師的判斷。

  2011年1月27日下午,我正在監室干活,外役喊我提審。這次沒給我帶手銬腳鐐,也沒有法警。我跟著管教出了看守所最里面,值班室對面的門,來到外面一個提審室。市中院刑一庭常庭長和張副庭長在里面等我坐好。張副庭長給我宣讀“(2010)西刑一終字第230號”《 刑事判決書》。他說前面就不贅述了,主要念個結果:“一、撤銷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2010)新刑字第191號刑事判決處刑部分,即被告人趙東民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上訴人(原審被告人)趙東民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刑三年……”

  我聽到這個判決結果,憤怒的淚水幾乎奪眶而出。常庭長見狀對我說:“你研究毛澤東思想,這個我也很感興趣,很支持你的做法,出去后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多交流。”我還是不愿意簽收判決書。張副庭長說:“東民,我知道你們啥不愿意簽字,你覺得出去對不起支持你的那些粉絲。但是你看這個判決書,承認了你的(本科)學歷,和法律工作者身份。也如實客觀的記載了你不認罪的事實。你是法律工作者,應該清楚不認罪是不可能判緩刑的。這個判決書判你有罪是基于‘本院認為’。早點回家看看吧。”張副庭長的話觸動了我。的確,還有二十天,我入獄就快一年半了,一年半之間,我的妻子含恨病逝了,小兒子摔殘了,家里發生了那么大的變故,是該回去看看了。我再看了一遍判決書,正如張副庭長所說,如實記錄了我當庭拒不認罪的陳述,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再說,外面有四名武警戰士等著我,我一出去就圍住我,也不說話。那陣勢是我只能往看守所外面走,不能往看守所里面走。我簽收完判決書,在管教協調下,回監室簡單收拾了行李,就被四名武警戰士監督著出了看守所院內的大門。大門外,閻良區政法委何萬榮副書記帶隊,公安、司法局民警隨行的車隊在等著接我回家。大哥也在。新城看守所紀所長、住所監察室連檢察官、公安局的什么人迎著我站了一排。我和他們一一握手道別。我再認真環顧了一下關押我的地方。此時此刻,居然對此地涌上一絲眷戀之情。畢竟,這里是考驗過我信仰的地方。

  我問跟我坐在車上的公安閻良分局的民警:“我想先去青年路我的住處。”民警回答說:“明天吧。”我又問“我可以打電話嗎?”民警回復說:“可以。”于是我用大哥的電話給“金牌民工”說:“我出來了,現在正被‘押送’回家。”民警趕忙解釋說:“你現在是自由的,我們今天主要是保證你安全回家。”坐在前面的司法局的美女警官,基層科王科長回頭給我說:“我們到這里的時候,有很多警察警戒,我們以為要釋放很多人,結果就放了你一個。如果不是今天來接你,還不認識你這位大‘名人’。認識你真是很幸運。”我連連說:“過獎了,過獎了……”

  時光荏苒,歲月蹉跎。不知不覺我已出獄七年了。其實我在外面這七年的時光里也并不平靜。發生了很多跌宕起伏的事情。等有了心情和需要,在慢慢續寫吧。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

  趙東民

  2018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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