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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東民: 關于陜西8.19事件致中共陜西省委的總結報告

2018-04-30  作者:趙東民  來源:趙東民博客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

  關于陜西8.19事件致中共陜西省委的總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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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主 席 語 錄

        肅清工會中的貪污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

                              (毛澤東:《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1952年3月23日)

 

        怕老百姓,認為人民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

 

       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引 子

                                                 (工農維權案例)

       2007年8月28日,西安市灞橋區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罪【(2007)霸刑初字第123號《刑事判決書》】,分別判處原西安亞希光電儀器廠退休工人代表韓景喜,邱萬忠有期徒刑五年和三年。后韓景喜不服判決上訴至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被市中院維持原判【(2007)西刑一終字第158號《刑事判決書》】;在獄中又申訴至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被省高院駁回【(2008)陜刑監字第70號《駁回申訴通知書》】。

       根據兩審律師辯護意見看到的事實如下:

       一審陳述道:“我國在退休金問題上,政策制度的安排不斷發展更加科學有保障;國有企業重組改制是比較復雜的問題。被告的行為雖有不當之處,是屬于上訪告狀的問題,但職工群眾的要求沒有得到合理合法的解決是主要原因,以治罪的方式以儆效尤是不妥的,不利于問題的最終解決,也于社會穩定無益。”

       二審陳述道:“本案事實很清楚:職工群眾圍堵工廠大門是由于上訪等問題一直未解決等原因造成的,圍堵是不理智的欠妥的,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被告和報案人都應當以正當合法、合情合理的方式解決上訪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報案人應當積極的化解矛盾、解決糾紛。我們認為因此而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是不妥的,不利于安定團結,不利于該問題的最終解決。”

      2008年08月15日 16:34 網文來源:西安晚報 發表評論

      因組織村民非法集會,破壞黨政機關辦公秩序和社會秩序,(西安市)灞橋區三村民被灞橋區人民法院分別判處有期徒刑4年、3年和1年。

      邱土改、梁管社、張建榮三人系灞橋區席王街道梁家街村村民,因我市三環路建設、中銀萬泰房地產開發項目征用該村土地,三人對補償標準、拆遷安置等問題不滿,自2006年4月起,多次組織策劃該村村民到省、市、區政府集會上訪,還曾多次進京上訪。

      8月11日,灞橋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公民的建議權和申訴權受法律保護,公民正常上訪、信訪亦受有關法律法規保護。但公民在行使自己權利的同時,有義務遵守法律法規,自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信訪秩序。被告人邱土改、梁管社、張建榮未經公安機關許可非法集會,嚴重破壞了黨政機關辦公秩序和社會秩序,其行為已構成非法集會罪,故依法做出上述判決。(記者崔曉剛 見習記者 成智)

      2010年10月19日夜,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以聚眾擾亂秩序罪【(2010)新刑初字第191號《刑事判決書》】,宣判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西安市先進人民調解員、西安市蓮湖區青年路司法所法律工作者、工農維權志愿者趙東民有期徒刑三年。后趙東民不服有罪判決,上訴至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西安中院仍以聚眾擾亂秩序罪【(2010)西刑一初字第230號《刑事判決書》】,改判趙東民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而趙東民所主要做的,是主張工人群眾維權找工會,工會不作為就依照《中國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賦予職工的權利,聯合起來罷免工會不作為的工作人員(包括工會主席)。而且,工農群眾要在依法維權運動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應該走工農聯盟的道路。

……

      面對太多這些讓正常思維的人無法理解的,工農群眾的維權被鎮壓的案例,我們不禁要問,工農維權,究竟出路何在?

                                                       總結報告內容

中國共產黨陜西省委員會:

      2009年8月19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并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的政治和法律顧問趙東民,被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國保大隊刑事拘留。由此引發了舉國震驚、中外輿論嘩然的“趙東民事件”。根據事發地點和日期也可以稱之為“陜西8.19事件”。這不能不說和二十年前我們曾經一度強大的鄰邦——前蘇聯的一批高級干部和將領,以挽救蘇共和蘇聯為目的而發動的8-19事件相比,從時間上講是個驚人的巧合。

      基于當代復雜多變的國內國際形勢,出于捍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我們很有必要對這個事件進行認真分析和總結,以求探尋一條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確保我國堅持共產主義的發展方向的道路。

       首先關于做這個總結報告的主體問題,也即是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是否具備向中共陜西省委做報告的資格的問題。具體地說,趙東民等一行于2009年7月29日,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名義,在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遞交的《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通報綜述》中,已經詳細向中共中央闡述了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情況,對此中央和全總接受了《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通報綜述》,而且并未對包括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在內的這兩個群眾自發性的小組表示任何異議,還有在趙東民一審和二審的有罪判決書中均沒有認定這兩個小組屬于非法存在的狀態,這實際上是一種司法角度上的肯定。因此我們認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從政治和法律上,均具備向中共陜西省委做報告的資格。

                                            一.陜西8.19事件簡介

       下面是事件發生的起因:

       2008年8月8日,《自發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倡議書》發布;

       2008年8月10日,經過陜西部分毛派人士充分討論,最后一致贊同《自發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倡議書》。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誕生;

       2008年9月,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觀點交流簡報《學習與實踐》第一期編印問世;

       2008年10月31日,發起了第一次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經過與會工人代表討論,原則通過《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倡議書》。自此,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誕生;

       2008年11月21日,發起第二次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進一步闡述了《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倡議書》所體現的三大原則。即:1、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貪官污吏;2、捍衛《憲法》原則,確保勞動者的生存和平等權。 3、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團結起來,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

      2008年11月28日,發起了第三次籌備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明確陜西企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的名稱含義及簡稱,以及存在形式,即:簡稱為陜西工維會,未報申請和獲得批準前暫時以群眾研討組形式存在。強調了陜西工維會群眾研討組的指導原則和研討階段的任務;三次研討會的總結形成《企業工人維權手冊》的核心內容,《企業工人維權手冊》隨即誕生;

      2009年元月8日,《企業工人維權手冊》首次在陜西省第三印染廠公開出現,引起有關方面高度重視,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骨干分子之一趙東民及相關工人,被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調查,結果不了了之;

       2009 年2月28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召開了08年度總結會,會議通過把《自發的學習毛澤東思想倡議書》的基本原則、以及補充論述《堅持“繼續革命” 改造我們的思想》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基本觀點作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指導原則。進一步確定了學習小組的發展,繼續堅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階級依法維權運動結合起來的原則;

       2009年4月7日,趙東民、張興財、劉高智代表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向中共陜西省委、省總工會遞交了《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

       2009年4月底和5月底,陜西毛學組代表分別赴重慶、河南和當地民間毛派群體搞聯誼和交流,共同探討在當代歷史條件下,把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和工農階級迫切需要的維權運動結合的問題,希望實現在此基礎上各地毛派的逐步聯合。兩次活動和當地部分工人代表也建立了聯系,并且向大家詳細介紹了陜西工維會研討情況,引起大家強烈關注,為促進陜西工農階級和全國各地工農階級的大聯合邁出嘗試的第一步;

      2009年6月8日,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戶縣(群眾)研討組發起誕生,并通報了各級總工會;

      2009年6月12日,發起第四次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研討會。這次會議總結出:貪官污吏(即官僚資產階級)在閹割了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政治靈魂的“法律”及“政策”的名義下剝削和壓迫工農,同時也是在侵害黨的肌體,盜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嚴重危害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所以工農必須團結起來,把階級維權運動和反腐,即反官僚資產階級,和捍衛黨的領導、捍衛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運動結合起來,才可能取得最后的勝利;而這個斗爭必須從和工賊及工賊思想爭奪工會主宰權開始,因為中國工會是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支柱;

      2009年6月15日,在6.12研討會影響下,陜西十幾個企業的離退工人及破產改制工人、下崗工人代表160余人聯合發起向陜西省總工會遞交了《陜西離退工人致陜西省總工會的公開信》,向總工會發出了要聯合起來行使《中國工會章程》賦予職工會員對一切工會工作人員的監督權和罷免權的信號;

      2009年7月28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代表赴北京向全國總工會辦公廳、工運研究所送達了給中共中央及全總的《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通報綜述》,向中央介紹了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及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具體情況,以及陜西工農維權運動面臨被打壓的情況;

       2009年8月1日,就西安市民政局出臺【2009】180號文件,關于《關于取締“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的決定》,并直接針對性的向趙東民、張興財、劉高智傳達此文件,因此,由趙東民起草并對外發布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陜西省委省政府、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公開信》,從政治和法律角度對西安市民政局出臺【2009】180號文件的行為提出嚴重質疑;

      2009年8月5日,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主要代表接受北京某左翼網絡傳媒機構的采訪,詳細介紹了學習小組和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的情況。希望能進一步引起全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分子的關注,并能從我們工作中的正確和錯誤中吸取經驗和教訓,以更有利地推動共產主義事業在我國的發展,以及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貢獻我們微薄之力;

      2009年8月10日清早7時多,和趙東民去陜西省總工會遞交《籌建陜西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申請書》的工人代表之一張興財被警方強制傳喚;當天下午趙東民聞訊前去和傳喚張清財的公安未央分局交涉,被堵在大門口告知沒什么事情,說是問張興財幾句話,馬上就讓回;

       8月18日下午趙東民應邀去正在改制的東方大酒店為酒店職工作法律咨詢,當天晚上11時左右,被公安蓮湖分局青年路派出所以涉嫌“參加非法組織”的罪名傳喚;

       8月19日下午經公安蓮湖分局國保大隊轉送公安新城分局國保大隊,以涉嫌組織非法組織的罪名刑事拘留(后拘留證上改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羈押于西安市新城區看守所。

       下面是事件發生的過程:

        2009年9月23日,趙東民被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檢察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正式批捕;

       12月11日,趙東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一案被新城區人民檢察院退回新城國保大隊補充偵查;

       2010年2月11日,趙東民被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檢察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起訴;

       5月11日,趙東民“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一案起訴被檢察院撤回;

       6月2日,新城檢察院聲稱獲得“新的證據”;

       6月11日新城國保大隊第二次補偵;

       6月29日,新城檢察院再次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提起公訴

       2010年9月25日凌晨6時30多分,趙東民在五百余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和武警的高度警戒之下,被十五余輛警車押解赴西安市新城區人民法院,新城法院隨后進行了“公開”審理;

      10月19日晚20時左右,新城區人民法院法官、檢察官及公安、司法干警等一行數十人赴新城看守所以“聚眾擾亂秩序罪”宣判趙東民有期徒刑三年;

      2011年元月27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對趙東民不服有罪判決的上訴進行審理,撤銷一審新城法院的判決,改判趙東民“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期三年”。趙東民當日在大批警察和武警嚴密警戒下獲釋出獄,隨即被閻良當地政府派出的由公安和司法部門組成的車隊接回閻良老家。從趙東民被刑拘到出獄歷時一年五個月又十天。陜西8.19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二.陜西8.19事件的本質

       2009年8月10日傳喚張興財,實際上是陜西警方意圖按照法律程序,先找到對趙東民采取強制措施的依據。而張興財把組織工人代表群訪總工會的事情全攬到自己身上。并且否認趙東民參與了周明亮等6月25日群訪省政府的事情。所以直至2009年8月19日拘留趙東民之時,陜西警方還沒有其涉嫌犯罪的人證和物證依據。事后新城國保人員第一次提審趙東民時,也沒有任何的其他人證內容和物證讓趙東民確認。另外,陜西省總工會的報案材料中,除了關于污蔑趙東民等2009年6月25日操縱群訪省政府活動,和群訪工人代表中有“社會閑散人員”的捏造部分,其余所述和趙東民有關的事實,也都是依據趙東民和工人代表向他們公開上報的要求省委和省總工會的領導們把關和審查的材料。并非趙東民等在秘密搞什么陰謀被發現而查獲的犯罪證據。所以說,陜西警方在沒有掌握趙東民涉嫌罪名罪證的情況下,于8月19日刑拘趙東民,表現出陜西黨政決策層一些官員的迫不及待性。

       趙東民案從2010年2月11日,新城區人民檢察院向新城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開始到2010年10月19日宣判,依法本應在一個半月審結的案子卻歷時長達8個多月,在程序上嚴重違法而造成趙東民被超期羈押。不能想象經過這樣一個非法的司法程序卻會有一個合法的司法結果。而且直至二審終審結束,陜西省總工會都拒不向偵察和司法機關提交6.15、6.25所謂案發現場的監控錄像證明趙東民“幕后指揮”工人代表聚眾擾亂工會辦公秩序的事實。因為這些證據恰恰證明趙東民是無罪的。在沒有定罪證據的情況下,在陜西政法大員們的壓力之下使司法機關的猶豫不決,是導致趙東民被超期羈押的主要原因。而且在2010年9月25日一審開庭前夕,省市兩級政法委在西安市司法局的律師協會開協調會,“命令”包括和趙東民已經簽約的一審代理律師在內的律協成員,必須為趙東民作有罪辯護。一審律師被迫為趙東民做無罪有錯(也即過失犯罪)辯護。給趙東民最終的有罪判決充分證明了陜西的黨政個別決策者給趙東民定罪的堅決性。

      2010年8月下旬,趙東民的妻子病重直至去世,陜西官方非但不讓趙東民前去探望,而且指使政法機關向其封鎖了妻子因病住院和后來去世的消息,并中斷趙東民對外正常通信的權利。直到一審開庭后也就是趙妻去世一個多月后,趙東民才從律師那里得到愛人去世的消息。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守所條例》 第二十九條明文規定“人犯的近親屬病重或者死亡時,應當及時通知人犯。”這足以證明,趙東民在羈押期間受到的是非法的待遇。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不能不說是陜西黨政決策層有人對趙東民是恨之入骨的。

      趙東民的家屬包括鄉親代表,多次向新城政法機關申請讓趙東民見病中妻子一面,以及在后來其妻去世后見最后一面,都被拒絕。說是“人性化有尺度”。2010年12月26日陜西官方決策者,卻通過省政府的法律顧問把趙東民的老父親請進看守所,給趙東民做工作,讓其承認“犯罪事實”和解聘北京李勁松律師的代理權。以彌補趙東民案的證據不足和避免因此讓陜西有關官員無法向上級和社會交代,為達此目的甚至承諾可以無罪釋放趙東民。幾天后中央政法委領導參加了趙東民案二審庭審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為求趙東民“配合”而迫使陜西黨政決策者對趙東民實行了一次“人性化”,破例在休息日加班,讓趙東民在看守所內見到了久違的親人。這說明所謂的人性化政策在陜西黨政個別決策者的手中不是根據貫徹黨的依法治國方針,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掌握尺度;而是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任意改變政策尺度。

……

       趙東民究竟干了些什么?陜西的黨政決策者們的個別人,究竟為何不惜置社會主義法治基本原則于不顧,而要如此殘酷的鎮壓趙東民呢?

       趙東民是一名信仰共產主義的普通法律工作者,一介布衣。他和新城區委書記、西安市委書記直到陜西省委書記個人,是根本無緣結識的。所以說趙東民和陜西各級黨政大員個人之間是不可能有欠債不還之類的私人恩怨,更不會有殺父奪妻之血海深仇。同時陜西政法機關先后調動公安國保和刑偵上百名精兵強將,歷時長達一年五個多月的反復調查梳理,所做出的最終結論,并沒有否定趙東民長期主張通過幫助工農維權,來捍衛體現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即是捍衛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真實動機;也沒有否認在趙東民案中反映出的,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可能存在的有些干部,在國營集體企業的改制重組中違法亂紀,沉瀣一氣侵吞國有資產,侵害廣大工人群眾利益,以及陜西省總工會機關干部中腐敗情況的真實性。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陜西官方的決策者對趙東民的殘酷鎮壓,只能是暴露出了陜西黨政機關決策者層中的一部分人頭腦中反對黨章和憲法,也即是背叛共產主義信仰,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嚴重存在。這些口頭上擁護黨章和憲法,擁護黨的十七大精神,而在思想上背叛共產主義信仰,和在行動上庇護在改革名義下以謀取個人和小集團暴利為目的,在肢解蠶食國營集體企業,強占倒賣農民集體土地中大發橫財的官僚資產階級,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者的行為,或者在這些人中有人本身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分子。這是造成陜西黨內各級官員在國營集體企業的改制重組、在農村征地等工作中違反黨的相關政策、和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現象不可避免的嚴重存在,也是黨的干部隊伍中的各種腐敗現象因此屢禁不止的直接原因,同時因為這個直接原因,導致了工農群眾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日益的陷入了貧困和孤立無援的生活狀態。《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里寫道:“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陜西8-19事件就是黨章所說的,典型的階級斗爭激化的產物。

      隨著全國各地和各級黨政機關中,以陜西8.19事件的肇事者為代表的當權的修正主義頑固分子,及黨內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變本加厲的鎮壓依法維權的工農群眾,和鎮壓趙東民式的毛派分子事件的愈演愈烈,階級斗爭必將不以人為意志為轉移的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事實上,也沒有理由證明,黨內的上述這些情況是陜西各級黨政干部階層所獨有的。河南鄭州市規劃局,一位受改革開放政策教育多年的副局長,因為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而轟動一時,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背叛共產主義信仰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在黨內、尤其是在干部隊伍中的普遍存在,使各級黨和政府機關處于和工農群眾對立的不正常狀態。那位語出驚人的規劃局的副局長,實際上只是《皇帝的新裝》中的那個誠實的孩子而已。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沒有那種現象的普遍存在,那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副局長,是不可能有那樣的思想意識,自然而然的說出那樣的話。再有一個有力的證明就是,像袁騰飛之流代表的,惡意歪曲黨的歷史肆無忌憚的攻擊毛澤東思想的文化界名流,非但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受任何法律追究,而且居然能被中央電視臺邀請去百家講壇講課……

      這種踐踏黨章和憲法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在整個黨內外的泛濫,是改革開放路線推行了三十余年的產物,這如果不是黨的各級干部階層在關于改革開放方面,在決策上的口是心非和在執行上的陽奉陰違的結果,那么必然是改革開放路線本身存在問題。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不可否認的是,都是在工農勞動人民贊成或者不反對的情況下發生的。假若人民反對,歷史上多少個強大的反動政權都灰飛煙滅了,更不要說阻擋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分子及其相關的政策路線了。所以說無論是將來對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處理,還是對反黨反社會主義路線的改變,最終只能是工農群眾說了算,而不是“左”的和右的精英們說了算。

      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毫無疑問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思想也有一點。但是現在能在政治上發揮復辟作用的只有資產階級思想,封建思想現在處于從屬地位。因為現在沒有人敢舉起恢復君主專政的旗號來作為自己的政治主張,因此,封建思想只是依附和幫助資產階級思想發揮復辟作用而已。所以,我們在這里主要的不提反對封建思想。

      從陜西省各級黨政大員的整體年齡段上推斷,在陜西8.19事件中暴露出的黨的領導層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應該大都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曾經也是工農隊伍中的普通一員。也經歷過甚至參加過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人民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運動的。在這種條件下,有誰會相信他們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訓練出來的,潛伏在黨的隊伍中伺機搞顛覆活動的特務呢?所以說他們之所以從一名黨領導下的普通的工、農、商、學、兵分子成長到黨的干部階層的一員,卻蛻變成一名修正主義分子,或者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不能不說是因為資產階級世界觀在工農群眾頭腦中的根深蒂固。而且,在實際上放棄階級斗爭,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歷史向我們展現出,幾乎每一位工農分子一遇到適當條件(比如說掌權和暴富等使脫離群眾成為可能的情況),這個世界觀所產生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都難以避免的本能的和頑強的發揮其作用來了。就是人們常說的“誰當官都會貪”的原因。工農群眾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在,“往往容易注意當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長遠的、全國性的、集體的利益”(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工農群眾頭腦中普遍存在的這種思想狀態,正是修正主義在黨內得以興風作浪,和官僚資產階級無法無天的主要原因。

      這有力的印證了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那句話:“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事實證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沒有實現對工農群眾頭腦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進行改造的問題,和防止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泛濫,造成這個政策在客觀上為資本主義復辟發揮催生作用的嚴重情況。因此造成黨內紀律渙散,政令不通,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得不到貫徹落實,黨的干部隊伍層出不窮的腐敗問題,黨群關系對立,普遍出現侵害工農合法權益,打壓工農依法維權活動現象……讓人無法否認,是和黨的決策層放棄思想斗爭的方針路線有關。

      三十余年的改革開放,催生了以黨內貪官污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讓中國工農階級飽嘗到了,當初因為自己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而獲得巨大支持的這個政策路線的苦果。不斷惡化的政治經濟的生活環境,逼迫著工農階級不得不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開始覺悟,也即是開始意識到自己頭腦中的自私自利,對本階級和個人的根本利益有多么嚴重的危害,并開始意識到堅持和自己頭腦中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做斗爭,對自己取得維權勝利的重要性。這種覺悟就是造成陜西8-19事件的主因。

      概括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個結論。即陜西8.19事件,可以說是自中國共產黨建立以來,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繼續。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工農階級和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短兵相接的交鋒。這次交鋒,是工農階級在資本主義復辟的殘酷現實的層層圍困中,逐步意識到要進行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來實現克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實現廣泛的階級聯合和工農聯盟,并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做為基本武器,來達到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及執政地位,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從根本上保障本階級每一位成員的利益的戰略意義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可以簡而言之,陜西8.19事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工農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次“南昌起義”。

       這種“南昌起義”,對已經在黨內形成一定勢力的官僚資產階級來說無疑是敲響了喪鐘。當然,這和以趙東民為代表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骨干分子根據《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進行廣泛的宣傳和積極的引導工農維權運動的工作是分不開的。趙東民也正因為如此遭受到了黨內庇護和官僚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當權者的鎮壓。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以后,社會上還有一部分人夢想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從各個方面向工人階級進行斗爭,包括思想方面的斗爭。而在這個斗爭中,修正主義者就是他們最好的助手”(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中國共產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目前還沒有強大到像“葉利欽集團”一樣敢于撕下共產黨的外衣,公開的用俄羅斯式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法制體系和國家機器,赤裸裸的鎮壓共產主義分子,所以只能暫時借助中國共產黨的外衣,用修正主義的方法,或者借助修正主義當權者達到目的。盡管這樣的方法其實并不解恨。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之后的歷史中,工農維權大軍必將是在自我革命基礎上日益共產主義信仰化、隊伍擴大化和越來越有組織紀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斗爭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戰斗力化。因為,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工農群眾認識到,陜西8.19事件所折射出來的,和維護他們個人及本階級根本利益密切相關的現實意義。這種形勢的發展必將越來越高度的,和廣泛的凝聚群眾中的共產主義力量,對黨內的健康力量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們所說的黨內健康力量,不是指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先生,而是那些犯了錯誤愿意改正的同志。

                           三.陜西8.19事件給中國左翼力量的提示

      何為左翼力量?拿我國現狀來說,應該是從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的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到建國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結合過程中在人民群眾頭腦中產生影響的沉淀,和人民群眾反抗當代中國從意識形態到經濟基礎,日益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強烈愿望結合而成的一個思想群體(包括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簡而言之,中國的左翼力量不是天外來客,不是救世主集團,而是源自黨內外的工農商學兵群眾中的共產主義人士或者毛澤東思想信仰者的群體。

      毛主席說: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3頁)根據這個指示精神,中國左翼人士應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求同存異,在統一的思想原則上聯合起來,就地和工農維權活動結合起來,才能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和推動我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向前發展上有所作為。

      2004年9月9日是毛主席逝世28周年紀念日,鄭州的張纖夫、張正耀、葛黎英、王占清等老工人在多年來群眾紀念毛主席的場所——河南省博物館門前毛主席雕像前進行紀念活動,給一些群眾散發了一篇紀念毛主席的網絡文章,結果這四位老工人卻遭到鄭州警方拘捕。在毛主席誕辰111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的12月21日,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了此案。公訴機關對張纖夫、張正耀、葛黎英、王占清四人起訴的罪名由最初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改為“誹謗罪”。法院最后也以此罪名判決四人有罪。這就是震動一時的“鄭州四君子事件”。

       2009年01月09 日《西安晚報》的消息:1月8日上午,西安、咸陽、渭南等市部分企業退休軍轉干部到省政府上訪,要求“解決一個身份,兩個待遇”問題,一度在組織者組織下,沖進機關。在沖進機關過程中,一67歲上訪人員因突發心臟病倒地,在場的信訪、保衛、公安等工作人員立即組織120急救車緊急施救,該上訪人員在被送往醫院途中死亡。事情發生后,省政府領導高度重視,省長袁純清立即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積極妥善處理。常務副省長趙正永召集有關部門積極研究處理方案……這是發生在2009年初的第一例驚動陜西最高層的群訪事件。

      2010.11.02《三秦都市報》的消息:

      “本報訊 (記者謝斌)策劃、組織160余名西安市部分企業退休人員到陜西省政府東大門集體上訪,并在省政府門前發表演說、打橫幅、圍堵省政府東大門,導致車輛行人無法通行,交通中斷5個多小時。被告人周明亮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上周一審宣判,依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這是2009年6月25日和所謂趙東民“幕后指揮”的群訪陜西省總工會案同一天發生的,同樣罪名的案件。

……

      上述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群體性案例,和陜西8-19事件相比,無論是從黨內的關注級別上,還是社會的關注規模和聲援反應激烈程度上,都遠不及后者。這是為什么呢?

      原因其實很簡單。毛主席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以趙東民代表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積極分子們,在幫助工農維權過程中,首先把《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認了真;因為這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兩大基石。

      陜西8.19事件證明,趙東民正是在幫助工農維權中把黨章和憲法認了真,把工會法認了真,結果讓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和工會中的工賊就忍受不了。他們通過黨內修正主義當權派,假借黨和政府的名義,對趙東民進行了超越社會主義法治原則的,迫不及待的,堅決的和恨之入骨的殘酷的鎮壓。然而同時不可避免的暴露出了他們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假共產黨員的本來面目。正如趙東民在《陜西毛詩會例會上的發言》中講的:“的確,我們不可避免的會觸及那些既不遵守憲法,也不執行黨的十七大精神的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既得利益。因此我們的維權行動受到各種形式的壓制也是肯定的。從辯證法角度講,違反黨紀國法的貪官污吏們打壓的越瘋狂,他們官僚資產階級嘴臉就暴露的越徹底,他們的滅亡時間就越快。對黨和人民來講,沒有比這結果更好的結果了”。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后的當代歷史時期,我們左翼力量的任務是什么?工農的需要是什么?

      無論“鄭州四君子事件”中的四位老工人的行為上有何不妥,從他們獲罪的主要證據網文《毛澤東——我們永遠的領袖》中,可以看出他們主觀上代表了中國左翼力量堅持毛澤東思想,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正確的政治愿望!因此,可以說,這是中國左翼力量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向一切復辟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勢力發出的怒吼!因此,以“鄭州四君子事件”為標志,堅持毛澤東思想,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就是當代我們黨內外的左翼力量的主要任務。

      那中國工農群眾的迫切需要是什么呢?很顯然,就是上述2009年1月8日上午,到省政府上訪的西安、咸陽、渭南等市部分企業的退休軍轉干部,和2009年6月25日 160余名西安市部分企業退休人員到陜西省政府集體上訪所表現的需要——就是依法維權。

      陜西8.19事件,是繼“鄭州四君子事件”之后,中國左翼力量開始進入探尋實現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這個偉大政治任務的道路時期的產物之一。它的內容主體簡而言之,就是“鄭州四君子事件”和群訪陜西省政府的軍轉干部和那160名離退工人群眾維權事件的結合體。換句話說,就是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從左翼陣營常見的泄憤和懷舊中掙脫出來,嘗試的一條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維權運動相結合的道路。

      在我黨的發展歷史上,黨的工作,一開始不和工人階級迫切需要有組織的和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買辦資本家、封建軍閥作斗爭,實現增加工資等強烈愿望聯系起來,開展組織工會和領導工人運動工作,那么黨的力量就不會壯大。

      如果我黨不根據農民階級反抗封建地主階級的剝削的迫切需要,發動組織農民群眾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我們就無法抓住農民這個最可靠的同盟軍,無法勝利的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革命路線。

       如果我們黨不是根據工農群眾反對黨內干部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資產階級歪風邪氣的迫切需要,那么就不會成功的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規模宏大的整黨整風運動。

       因此,可以說,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維權運動相結合的道路,是一條實現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目標的正確道路。

      陜西省內外,中國內外的左翼力量在陜西8.19事件中所形成的,轟轟烈烈的關注團大軍中,不是都了解和贊成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所奉行的的指導原則的,甚至在陜西個別所謂趙東民的“親密戰友”(包括其親人)中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并沒有從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維權運動相結合的大方向出發來配合趙東民一線的斗爭,不是借機繼續更廣泛的和深度的向工農群眾宣傳《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和《陜西企業工人維權手冊》,為實現工農維權大軍在自我革命基礎上日益共產主義信仰化、隊伍擴大化和越來越有組織紀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斗爭中不斷提高戰斗力化不懈努力。而是把實現趙東民無罪釋放作為目的開展活動。

      現在看來這種努力盡管殫精竭慮,效果卻是微乎其微的。這些同志認識不到這個事件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工農階級和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交鋒。認識不到和修正主義、官僚資產階級斗爭的復雜性、長期性豈能是一戰一役所能決定勝負的。因為,在這個斗爭中是需要工農階級在自覺的自我改造基礎上的覺悟才能達到勝利的目的。而工農群眾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細致的工作,不能企圖上幾次課,開幾次會,就把人家在幾十年生活中間形成的思想意識改變過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于是,在實際上拋開了《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和陜西《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原則的“陜西趙東民關注團”中,持正確觀點的同志,因為是第一次經歷“交鋒”,缺乏經驗而無所適從。再有些同志不顧一些工人代表已經身臨被捕險境,意識不到趙東民等竭盡全力才促成雛形的工農新型的維權隊伍瀕臨瓦解的嚴重情況,去反復游說其組織工人群眾游行示威,在客觀上加深這種危險性。而工農群眾因為他們和趙東民的一向主張不一致,而懷疑他們,結果是造成彼此互有意見,互不信任。還有被外界甚至是官方也認為是趙東民的所謂“親密戰友”的人,在趙東民被拘捕之后進行過積極的宣傳活動,竭力鼓動網友為趙東民陷入困境的妻子兒子和家庭募捐,甚至為此巡游全國各地,而在后期和關注團的大多數同志鬧不團結,爭名奪利。當趙東民出獄后和他在網上交流的時候,這位“親密戰友”開口就是“你現在致富了,我的捐款應該歸我支配”。 “我做這些,是為了我自己”。這充分暴露了其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在思想上和趙東民等是截然不同的。這說明沒有堅持統一的指導原則來組織大家,不但形成不了力量,更重要的是檢驗不出周圍的人是否真正的同志。

      前蘇聯的歷史讓我們看到,修正主義當權集團在面臨國際帝國主義的步步逼迫和國內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的擠壓之下,必然的發生分裂。左翼轉變到共產主義的方向上來,右翼和公開的官僚資產階級媾合。就像發動8.19事件的蘇共領袖們和戈爾巴喬夫的分裂。前者力圖挽救蘇共和社會主義蘇聯,后者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代表——葉利欽聯合起來反對前者。而前者因為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而最終失敗。

      中國的左翼力量應該從蘇聯的8.19事件中吸取教訓,應該堅持統一的毛澤東思想性質的,結合當代歷史實際的指導原則,就地進行廣泛宣傳和積極的組織工、農、商、學、兵群眾,來堅強有力的支持黨內的健康力量,反對黨內干部階層的修正主義頑固分子和鏟除黨內文強式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很顯然,發生在中國陜西的8.19事件,展示出了陜西的左翼開始朝彌補蘇聯8-19事件的政治缺陷的方向上走。這個方向就是繼續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階級依法維權運動結合起來的原則。陜西8.19事件僅僅是個開端。

       真正的左翼人士,無論是什么身份,是不應該抱著不食周粟的革命態度,把自己和周圍的社會隔離甚至對立起來,不懂得把不變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戰略目標和根據不同策略階段的實際情況,采取多變的戰術方法辯證的結合起來。要知道,如果我們對學習毛澤東思想沒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聯系組織人民群眾的方法,縱有不怕犧牲的萬丈革命豪情,也難擋“葉利欽分子”摧毀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坦克。

      所謂對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認識,就像《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的觀點。簡單的講,首先要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章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農階級當家作主的基本原則,正是毛澤東思想原則的體現。我們要捍衛毛澤東思想就要遵守黨章和憲法,不僅如此,還要堅決的捍衛黨章和憲法,以及在黨章和憲法基礎上的所有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以及包括符合社會主義法治原則的各行政、企事業、黨政和部隊機關單位的規章制度、條令等。事實證明,往往是大到違反甚至踐踏黨章和憲法,小到違反甚至破壞各行政、企事業、黨政和部隊機關單位的規章制度、條令的人往往是掌權者。修正主義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就在這些人中間。我們必須清楚這一點。而且還要讓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清楚,正是這些人在每時每刻的削弱黨的戰斗力,造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無力發揮為人民服務的作用,造成通貨膨脹,政治腐敗,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大學生及復轉軍人失業等等和人民群眾密切相關的困難無法根本解決。我們反對修正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和這些人斗爭!

       所謂聯系組織人民群眾的方法,就是陜西《企業工人維權手冊》所總結的方法。我們不僅要根據企(事)業工會維權代表大會(群眾)研討組必須遵循的三大原則,即:1、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貪官污吏;2、捍衛憲法原則,確保勞動者的生存和平等權。 3、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團結起來,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來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以及發起婦女維權組織研討,落實《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章程》,“維護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而且要參照《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原則,發起農民維權組織研討,落實《村民委員會自治法》,實現“由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維護村民的合法權益,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解決各級違法亂紀的黨政官員和村民在征地等工作中的矛盾;發起學生維權組織研討,落實《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維護同學的正當權益”,解決高昂的學費付出和就業率持續低下的矛盾;發起士兵維權組織研討,落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委員會工作條例》,“維護政策紀律和官兵正當權益”,避免重慶第三軍醫大學教師被隨意開除等侵害解放軍官兵正當利益的現象。以及發揮維護官兵平等等的作用。

      不僅如此,而且還要在捍衛《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政治高度基礎上,通過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章程》、《村民委員會自治法》、《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章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人委員會工作條例》的維權研討活動,促進工農商學兵的政治大聯合,建立一個廣泛的和團結的反對修正主義,鏟除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統一陣線。

      陜西8-19事件證明,左翼力量只有在上述的方法上團結起來行動起來,那么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才不會成為一句空話。因為如毛主席所說的:“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來做,那是不行的”。(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四.陜西8.19事件給工人階級的啟示

      這個事件,首先應該改變了大多數工人群眾原來認為找工會沒有用的錯誤觀念。當初趙東民反復強調讓大家要維權找工會,有不少工人群眾表示懷疑,他們說,“我們成天日曬雨淋的找政府都不管用,找工會能有什么用?”現在趙東民引導大家找了一次工會,結果幾乎像是發生了8級以上地震,地動天搖的。為什么呢?因為那十幾家企業僅僅不到200名工人代表,根據趙東民等編篡總結的《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原則,在2009年6.15群訪陜西省總工會時,不是以奴隸的身份到哪個衙門祈求官老爺發善心去了。而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工人階級第一次聯合起來,挺直腰桿,以主人的身份要求工會干部維護工人利益,就像趙東民的判決書中描述的,工人群眾在省總工會高呼,“工會不作為”就“罷免工會主席”。

      看是一次簡單的群訪工會活動,一句普通的口號,實質上體現了工人階級在維權思想上開始發生了革命性轉變。這種轉變,正是《企業工人維權手冊》所總結的,是在自我革命基礎上,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團結起來,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的結論,在工人群眾思想意識上的體現。形式上體現在初步形成跨越行業、地域、民族和年齡等差別的階級團結。這正是工賊和他們身后的掌權的修正主義頑固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所魂飛魄散的事情。

      關于工人維權的形式,可謂多種多樣。基本都采取了堵門堵路、圍堵黨政機關、赴京上訪……嚴重的甚至有集體臥軌。像2009年1月8日上午,西安、咸陽、渭南等市部分企業退休軍轉干部到省政府,要求“解決一個身份,兩個待遇”問題的群訪事件,據有網文說這次群訪有近兩千余人,而且還出了人命。這樣的群訪事件,人數不可謂不眾多,參加人員涉及地域不可謂不廣泛,參加維權者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決,對陜西黨政高層的觸動不可謂不巨大。可是從實現他們維權的目的來說,收效甚微。對全國的影響來說也是微不足道的,因為像此類形式的維權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再者他們的維權要求僅局限在部分群眾的眼前利益,不容易喚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支持。

      2009年5月下旬,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代表赴河南搞聯誼時,聽說了鄭州造紙廠的事情,這個廠的工會堅決站在職工立場,代表職工意愿,執行廠職代會決議,在廠一千多名職工的堅決支持下,根據工會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反對企業改制。這個企業從2000年一直存在至去年政策性破產,歷時十余年之久。這是一個令人非常彌足珍惜的事例,它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經常的耗費工人時間和精力的群訪活動,卻默默無聞的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個事例有力的告訴每一位職工,企業工會發揮作用的威力何等巨大。

      每一個國營、集體企業,自改革開放開始至今,都不是一夜之間發展到負債累累,舉步維艱,非要改制、重組甚至破產的地步的。工人階級也不是一夜之間就淪為“弱勢群體的”。在這漫長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里,企事業職工對廠長(經理)第一例為了他們的私利,違反相關規定,違背職工集體意愿在企業經營和人事管理等方面犯的錯誤,到最后開始無法無天的侵吞集體和國有資產的犯罪,是否想過,工會是否在發揮代表職工利益監督企事業廠長(經理)的作用?當我們抱怨工會是廠長(經理)們的“橡皮圖章”或者干脆稱之為傀儡的時候,我們是否站出來行使中國工會會員的法定權利,對工會干部進行過監督和罷免呢?即便是公開的一票,那也是代表了億萬職工的心聲。那也是極具歷史意義的偉大的一票。還有當我們選出工人代表之后,是否還繼續給他們堅定有力的支持,讓他們在不法官員壓力之下敢于堅持斗爭呢?很顯然,沒有公開的信息表明此類事實發生。因為幾乎人人都害怕得罪領導,影響到自身眼前利益。這種情況一直到2009年6月15日的時候,陜西的十幾家企事業單位的不到200人的工人代表,才在陜西省總工會發出了“工會不作為”就“罷免工會主席”的呼聲。這個時候的國營集體企業大都已經是家破人散了。大多數職工身陷困境,幾乎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了。即便如此,還有工人群眾對這種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活動駐足觀望,搖擺不定。甚至在有些企業的工人維權隊伍中還存在對相關官員奴顏媚色,低三下四,跪著維權的“領袖”人物。

      促成2009年6.15群訪陜西省總工會事件的主要人物,法律工作者趙東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含冤入獄,家破人亡。

      其實趙東民也沒有做什么大不了的工作,主要的就是結合當代社會發展的實際,引導工人農民群眾根據黨章、憲法及工會法等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原則,探討一條在黨章和憲法框架內的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之路。可是即便如此,陜西黨政決策層的個別官員們都不允許,盡管趙東民等把自己和工人探討的方案情況,都詳細向陜西省委和陜西省總工會作了通報,那些官員們不予理會,但是卻在工農維權隊伍有理、有利、有節的步步緊逼情況下,他們因為理屈詞窮而惱羞成怒,采取鎮壓了事。

      趙東民的遭遇并不能證明陜西黨政決策層都是不好的,包括那些參與決定鎮壓趙東民的官員。因為工人階級的覺悟現狀形成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支持和捍衛黨內敢于站出來維護工農階級利益的黨員干部。工人階級的這種一盤散沙狀態,讓黨內的以違法亂紀的企(事)業廠長經理為代表的,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工會中的工賊分子有恃無恐,另一方面讓那些想堅持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的黨員干部心存顧忌。目前情況下,在他們中無論誰敢站出來為人民服務都是難逃趙東民的下場的。就像原福建省連江縣縣委書記黃金高,因為反腐敗得罪即得利益集團,穿了六年防彈背心,最后仍然難逃落得深陷囹圄的結局;同情工農維權的重慶第三軍醫大學的網名叫一支清荷的教師,被借故開除,丟了工作……正如一名政法干部對趙東民說的,“都照你說的做了,誰還給我發工資?”但是我們要肯定的是,這一類黨員干部是和積極參與和官僚資產階級分贓,死心塌地的為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極少數人是有區別的。在堅持和捍衛黨章、憲法旗幟下的工農群眾維權運動高潮來臨,他們是完全能夠轉變到工農階級立場上來的。那種認為黨政機關是一團漆黑、一無是處的思想,是極其錯誤的和不符合實際的。或者是有階級偏見的。

      陜西8-19事件再一次有力的證明了,趙東民和工人代表長期研討總結而成的《企業工人維權手冊》,指導工人維權活動的三大原則,即“1、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貪官污吏;2、捍衛憲法原則,確保勞動者的生存和平等權。 3、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團結起來,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的正確和有效性!一切的企(事)業工人為能獲得維權的根本勝利,不能不繼續堅持宣傳和實踐下去。而且,不能因為趙東民式的,信仰共產主義的維權志愿者的被捕入獄,甚至流血犧牲而有絲毫停頓。因為趙東民分子被鎮壓的越殘酷,就說明趙東民分子引導工農維權奮斗的方向越正確。正因為這個方向是反對修正主義的方向,是鏟除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方向,所以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和庇護這個階級的黨內修正主義當權者,才會對趙東民分子痛下殺手。而且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無論在哪個領域,從來都是你死我活的。

      我們所說的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在現代歷史條件下,在執政的共產黨內,在現任或離任的各級干部階層中,利用所掌握的各種國家權力或者對國家權力機構的影響作為資本,犧牲黨和國家及人民利益,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暴利者的總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讓這些人現在像文強一樣,甚至比文強更甚,他們基本上實現了原始積累,每天都在夢想走前蘇聯的路,解散中國共產黨,徹底摧毀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確保他們的非法獲得的巨額利益合法化。工人階級和這個階級的斗爭是政治斗爭。而且根據蘇共和蘇聯的滅亡的歷史可以看到,工人階級和“葉利欽分子”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激化后,是不能排除進行軍事斗爭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如果中國未來出現了“葉利欽分子”,那么每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官兵,都有向他開槍的權利和義務。對于工農武裝(包括民兵等準軍事組織)來說,在捍衛黨章和憲法問題上是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的。而工人階級和黨內戈爾巴喬夫式的修正主義當權派,是兩條路線路線斗爭,主要是思想斗爭,用堅持在思想上的進行自我革命,改造我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方法,也即以斗私達到批修目的的方法可以取得勝利。工人階級對這一點必須清楚,否則我們的維權活動究極有可能被包括官僚資產階級在內的“左”的和右的,以及形“左”實右的,黨內外各種形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利用。

      陜西8.19事件暴露出,工會中的工賊和他們背后的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最懼怕工農階級團結起來依法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而希望工農階級永遠處于一盤散沙狀態,以利于他們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就像毛主席說的:“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他們為了瓦解工人階級團結,和工農聯盟,尊孔拜孔成風,現在又把孔子像立到天安門廣場上,公然抬出愚民的封建禮教,來展示他們繼承和宣揚愚民文化, “提高”國民“修養”,強化人們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決心。而對趙東民等提倡工農進行自我革命,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來克服自私自利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提高無產階級革命修養的行為卻采取堅決殘酷的鎮壓。其資產階級立場何其鮮明!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圖謀何其昭然若揭。由此說明,工農階級要想取得維權得根本勝利,首先在意識形態上,必須是反其道而行之才有可能。就是要堅持自我革命,也即堅持《企業工人維權手冊》中所總結的,“克服妥協、投降和自私自利的思想,團結起來,實現工人階級大聯合”。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就要下一個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1957年10月13日)。而且還要努力實現鞏固和同盟軍農民階級的聯盟。工人階級就要在此基礎上團結起來,自己救自己。不然,縱有千百的趙東民這樣的共產主義者甘愿為工人維權坐牢甚至犧牲,也絕不可能對整個工人階級的維權包辦代替的取得勝利。

      鄭州造紙廠的經驗告訴我們企業工會在企業中發揮的監督作用,對維護職工的利益何其巨大。陜西8.19事件告訴我們,要實現讓工會依法發揮作用的奮斗多么艱難。因為工會是工人群眾實現在企事業單位中,進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當家作主的主要渠道。所以黨內官僚資產階級是不擇手段的支持工賊占據工會,這是剝奪工人階級在企事業單位中,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利的陰謀!這也就是他們對趙東民等喚醒工人群眾,以主人身份找工會維權的行為所刻骨仇恨的原因。

       所以說陜西8.19事件對工人階級最大的啟示,就是維權必須通過工會,而不是徒勞的上訪。

       我們回顧黨的歷史,既然黨成立后的第一個決議就是開展組織工會工作;黨領導下的上海市總工會在北伐戰爭中,能組織武裝糾察隊打敗武裝的軍閥;當代歷史時期,鄭州造紙廠的企業工會能代表職工抵制不符合職工利益的改制;趙東民等促成的2009年6月15日十幾家企事業單位工人代表聯合起來,以工會法和工會章程賦予工人的權利作為武器,群訪總工會,而引起工賊及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如此的恐慌萬狀,和在國內外的產生如此巨大的震動,我們就沒有理由聽信工賊們極力淡化工會偉大作用的謊言。

       陜西8.19事件作為上述觀點的又一次有力的證明,勝利的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也就是說像6.15那樣群訪總工會的初級的形式,不再適用下一步工人維權運動的需要了。應該進步到高一級的形式。

      早在2003年,國務院辦公廳就轉發了規范國有企業改制的通知,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資委關于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意見>的通知》 (國辦發[2003]96號)的規定要求明確規定:國有企業改制方案和國有控股企業改制為非國有的企業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充分聽取職工意見;職工安置方案需經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通過后方可實施改制。如果方案通不過,就不能急于甚至強制實施。

      中華全國總工會于2009年8月12日,在發出的《關于在企業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中進一步加強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中進一步明確指示:改制重組關閉破產企業,必須將職工的裁減和安置方案等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提交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未經職工代表大會審議的不應實施;既未公開又未經職工代表大會通過的決定視為無效……改制企業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必須要有三分之二以上職工代表出席,經全體職工代表半數以上通過方為有效。

      而在所有已經改制重組關閉破產過的企業中,有幾個是按照國家政策執行的?有幾個企業的改制重組關閉破產的方案,是公開的或者是真正提交職工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

       那些比資本家還要貪婪和兇殘的廠長(經理)們,在黨政機關的一些不法官員庇護和支持下,用非法“合法”的手段,把工人群眾趕出工廠,摧毀工人賴以生存的家——國營、集體企業。對于工人來說這個現狀暫時無力改變,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斷絕了原本在一個班組、一個車間、一個企業和一個系統……總之在一個社會主義工業大家庭中的階級兄弟姐妹,以及包括我們處于失業或者隨時面臨失業狀態的原單位子弟的血肉聯系。工人階級兄弟姐妹在這種廣泛、密切的建立聯系的基礎上,根據國務院的和全國總工會的有關政策精神,依照《中國工會章程》選舉新的能代表我們的工人群眾利益的工會領導班子,主持改制重組企事業單位工會的工作,恢復已經關閉破產的企事業工會組織。并且堅決的支持我們推選出的工人代表,再以各企事業工會的名義和其他企事業單位進行“跨越行業、地域、民族和年齡等差別的”橫向聯合。形成在依法維權活動中彼此聲援,互相支持的統一陣線。在此種意義上,全國各地自發成立的關注團現象,和各省代表,在趙東民開庭那一天的跨省聲援行動,作為實現這種統一陣線的前奏,是應該要寫入中國工運史的。工人階級照這樣通過各企事業單位工會團結起來,嚴格依照《中國工會章程》,掀起罷免各級總工會中工賊分子的運動。按照毛主席教導我們的:“肅清工會中的貪污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毛澤東:《關于“三反”“五反”的斗爭》1952年3月23日)。讓能代表改制重組關閉破產職工利益,同時也是能代表整個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人主持各級總工會工作。

      只有這樣做了,既能避免各企事業單位工人群眾各自為戰,容易陷入孤立無援面臨失敗的境地。也能實現工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遵守和維護憲法,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依照工會章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 “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同時讓工會發揮“ 維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巨大作用。

      工人階級為了自身和子孫后代能有一個公平、和諧、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的生活環境,除了這么做再無別的出路。

                                五.關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

       2009年8月19日下午,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國保大隊的兩名國保人員,在轉送趙東民去公安新城分局的路上,和趙東民辯論了一陣,其中一位年輕的警官說:“你說你們是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我們認為是個政黨的雛形!”應該承認,這個年輕的警官還是具有一定政治嗅覺的。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在其指導原則最后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08總結會紀要》中,明確指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應該是一支共產黨人的預備隊。

      毛主席說:“政黨就是一種社會,是一種政治的社會。政治社會的第一類就是黨派。黨是階級的組織。我們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主要是由工人和半無產階級的貧農出身的人組成的。但是,也有許多黨員是地主、富農、資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他們中間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

      二十年前,擁有近兩千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在新生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葉利欽集團”的奪權逼宮面前,不堪一擊的土崩瓦解。其主要原因,不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相當多的人,雖然艱苦奮斗多年,有所鍛煉,但是馬克思主義學的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還是跟稻子一樣,風一吹就要搖”的原因嗎?有誰能肯定在陜西8-19事件中,直接和間接的參與鎮壓趙東民的各級黨政官員,及政法工作者們不屬于此種情況呢?這充分說明,在當代歷史條件下,根據歷史和現在的經驗,要想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就必須從解決黨員干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的問題入手,正如胡錦濤同志所指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黨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做好群眾工作,正確處理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 (《人民日報》2011年2月23日).就是從解決人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入手。由此推動全民進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自覺改造運動。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要特別強調的是,對階級敵人只能依靠專政的方法進行改造。我們在這里主要談對廣大黨員干部和工農群眾的改造,是用民主的方法,堅持依靠思想斗爭為主的方法進行的工作。誠然,這是一個長期的,極其艱巨、復雜、細致和困難無比的工作。但又是以消滅私有制為最終目的共產黨人不能不做的工作。這是一個能逐步凝聚黨內外共產主義健康力量的工作。這個工作的現實目的,首先應該能夠有效的防止中國出現“葉利欽集團”,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政變,和黨內“戈爾巴喬夫分子”的叛變行為。黨內外共產主義健康力量的日益凝聚,可以把這類情況消滅在萌芽狀態;再者就是即便在中國發生葉利欽式的反革命集團奪權,黨內“戈爾巴喬夫分子”投懷送抱,公開叛變的情況下,黨內外一切的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迅速團結起來,開除叛徒,以武裝和非武裝的所有形式,反抗葉利欽式的反革命集團。同時形成中國共產黨新的,進一步馬克思主義化的黨員干部隊伍。在這種意義上說,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是一支共產黨人的預備隊”。也就是說在這種意義上,西安市公安局蓮湖分局國保大隊的那位年輕警官,對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關于如何實現對干部黨員改造和對工農群眾思想改造的問題:

       我們除了提倡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自覺改造的同時,對于黨內的干部階層,不應該是對他們一味的進行說教,更不應該是祈求他們。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主張,就是要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階級的維權運動結合起來。引導工農群眾在維權斗爭中不斷提高覺悟,在此基礎上廣泛緊密的團結起來,根據相關法律條例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以黨章和憲法為基本武器,根據黨的十七大精神,“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敦促干部階層必須遵守黨章和憲法,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不僅維護工農階級的眼前利益,還要維護工農階級的長遠利益,也就是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即“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國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動搖”。“不搞私有化”(吳邦國:《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座談會上的講話》2011年1月24日)。讓那些口是心非,陽奉陰違,踐踏黨章和憲法,制造一個又一個的陜西8-19事件成為習慣的官僚資產階級化的黨政官員們,在鎮壓工農群眾依法有理、有利、有節的維權運動面前,越來越徹底的暴露出他們的本來面目。除此之外,我們還應該更深入的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階級的維權運動結合起來,實現工農維權大軍在自我革命基礎上日益共產主義信仰化、隊伍擴大化和越來越有組織紀律化,以及在和官僚資產階級分子的斗爭中,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戰斗力化。再進一步影響黨代會,人代會及黨的組織和國家人事部門,根據黨和國家的相關組織和法律程序,把這些完全資產階級化的官員逐出黨政機關。再敦促有關部門,根據他們的具體情況采取相應黨紀國法的處理。開展這樣的維權運動,就是對黨內干部黨員進行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確切的說,也是一種政治打假運動。工農群眾在參加這場運動的同時,也必然得到不斷的教育和提高覺悟。

       陜西8.19事件的前奏,2009年6月15日十幾家企事業單位的工人代表聯合起來,群訪陜西省總工會事件證明,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階級的維權運動結合是符合工農階級利益需要的,而且是初具成效的。我們沒有理由不支持和堅持這個原則繼續實踐下去。

       關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成員:

       在陜西8.19事件中,接觸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包括指導原則,和《企業工人維權手冊》在內的,所有文字資料的政法干部、干警,普遍表示,從理論上找不到超出現行法律底線的東西。在趙東民案的整個司法程序過程中,提審過趙東民的政法干警,有的甚至向趙東民明確表示:“你過去理論上的東西都是對的”。“我們贊成你的觀點”。我們說這些人,如果不是完全退化成官僚資產階級的爪牙的話,無論在形式上表現怎么樣,就憑著他本能固守著一個共產黨員應具備的的政治良知底線的思想因素,在客觀上就符合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成員的條件。所以,說到關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它更多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物質范疇的組織,而是像《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的《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08總結會紀要》中明確表示的:這個學習小組是“黨內健康力量和群眾中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聯盟”。屬于群眾自發的,努力在精神層面謀求一致的群體。從宏觀上講,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成員對象,是一切擁護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在此前提下,是一切不反對《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的人。具體的講,無論這個小組的成員是何身份,身在何處,是否經常見面甚至互相是否認識,只要是既不反對《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而且在行動上,根據自身實際條件允許情況,自覺的和不自覺的以各種形式和方法宣傳和落實《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和這個小組直接影響下的《企業工人維權手冊》,而且以各種形式參與學習小組觀點討論,表達意見,就應該是這個學習小組的積極分子或者骨干!對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趙東民進行拘留、審訊,起訴,庭審的過程,也是一種參與學習小組觀點討論,表達意見的形式。在這次因為抓捕趙東民,制造陜西8-19事件,而使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名揚國內外的各級黨政官員們,除了一小撮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和死心塌地為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修正主義當權者,其他被動的參與制造陜西8-19事件的干部們,在客觀上起到了宣傳《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和《企業工人維權手冊》的作用,事實證明這個作用是極其巨大的,遠遠超過了趙東民等竭盡全力也不能達到的宣傳效果。所以,他們也完全具備成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積極分子成員的條件。

        總之,我們可以用《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08總結會紀要》最后一段話作為結論,結束這個小節的論述:

       “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應該是一支共產黨人的預備隊,應該是一個以徹底擊敗黨內外《08憲章》派勢力,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為目的,黨內健康力量和群眾中的共產主義者的思想聯盟。正因為如此,學習小組沒有固定的形式,但是一定要有基本固定的,像《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討論稿)這樣的指導原則。

      無論是誰,能證明自己是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成員的唯一標志,不分地域、民族、職業和年齡等,都只能是嚴格執行《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指導原則》!我們也必須時刻準備和一切近似于這個指導原則思想的個人及群體搞團結,壯大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思想隊伍”。

                                                六.結 論

      前蘇聯的8.19事件,和中國陜西8.19事件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是共產黨內的高級干部和將領意圖依靠自上而下的政變,達到挽救蘇共和蘇聯的目的。而后者是人民群眾自發的,自下而上的,通過自我革命的方法實現工人階級的團結及鞏固和農民階級的聯盟,在依法維權的旗幟之下,達到捍衛黨章和憲法的目的。也就是達到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目的。蘇聯的8.19事件因為人民群眾的不理解和不支持而失敗。中國的陜西8.19事件因為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當權者的殘酷鎮壓,而爆發了國內外和黨內外左翼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強烈抗議。這必然拉開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終將醞釀進行的一場不可避免的,轟轟烈烈的反對修正主義,鏟除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捍衛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執政地位,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序幕。因為人民的支持,使中國的陜西8.19事件,必然成為新的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來臨之前的一線曙光。

      在之后中國的歷史舞臺上,馬克思主義的和修正主義的,工農勞動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左”的右的,形“左”實右的等等各種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們,無法回避的要在當代風云變幻的歷史舞臺上,粉墨登場,來演繹他們的角色。中國人民將越來越把目光聚焦這個舞臺,逐步形成強有力的歷史評判力量,來決定這些代表人物的最終結局。

      毛主席說過:“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制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么能夠制造出產品?有的東西,地方上已經制成成品,中央領導機關就可以在全國加以推廣”。(毛澤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7年8月)

      陜西曾經一度是我們黨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革命大本營,在給中央提供上好的思想產品或者原料方面,以陜西省委為代表的陜西黨內外共產主義力量應該是責無旁貸的。基于此,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臨時負責人趙東民同志,以學習小組的名義,起草了這份《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關于陜西8.19事件致中共陜西省委的總結報告》,經征得黨內外部分同志的大多數的贊同意見以后,現在,以無比鄭重的心情向中國共產黨陜西省委員會提交。

     我們熱切的盼望陜西省委能斟酌研究,認真審查,并能考慮批準一個隸屬省委之下黨的支部,讓這個支部來組織領導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工作,為實現建立一個黨的強有力的免疫系統的政治目標而不懈奮斗。當然,這個支部的核心成員,應該由參加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的成員組織的群眾代表會,直接的選舉和罷免,以避免他們在壓力之下,淪為修正主義當權派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傀儡。最后,再由省委決定,是否將我們的這個總結報告轉呈中共中央。

       致

中國共產黨陜西省委員會

                                                   總結報告人:陜西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

                                                                                                                                                                       (初稿完成于2011年3月25日)

                                 已于2011年4月7日以快遞向中共陜西省委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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