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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蘇聯亡黨亡國的蛻變軌跡

2016-06-12  作者:去偽求真   來源: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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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眼間,蘇聯解體已25周年了,作為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曾經的第二大經濟體的蘇聯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不能不說是20世紀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場巨大災難。蘇聯解體雖然是包括西方在內的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但最根本原因還在于蘇共內部,即蘇聯共產黨從思想上、政治上、路線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整體的蛻化變質。認真分析蘇共內部的蛻變軌跡,有助于我們深刻吸取蘇聯的教訓,增強黨和人民反修防修、鑒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確保中國不重蹈蘇聯亡黨亡國的覆轍。

  6月7日,察網重新推出了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制作的6集黨員教育專題片《蘇聯亡黨亡國20年祭——俄羅斯人在訴說》,這部專題片三年前我們單位黨委專門組織黨員干部觀看過,非常震撼。為此,筆者結合專題片內容,在參閱了眾多有關蘇聯亡黨亡國的研究和思考基礎上,歸納總結出蘇共四個層面的蛻變過程,今天將拙作在此修改重發,作為一家之言供網友們討論。

  一、培植反對勢力、丑化領袖虛無歷史

  1917年11月7日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 獲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1922年12月30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包括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合并正式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后,赫魯曉夫為竊取最高權力,先后密謀清除了貝利亞和馬林科夫等政治異己集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從1955年底開始,赫魯曉夫主導了對斯大林時代被清洗的政治犯不問對錯一律平反,先后為幾十萬“政治犯”落實政策,將他們安插到各級黨委政府等重要部門任職,暗中指示他們調查收集斯大林的“罪證”,放縱大量傷痕斯大林時期蘇聯社會陰暗面的書籍出版,從組織上、文化上培植反斯大林勢力。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全面否定斯大林時代的方針政策,極力丑化斯大林形象,他甚至將自己在任烏克蘭第一書記時犯的政治清洗擴大化罪行栽贓給斯大林。給蘇共黨員和群眾以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和信仰危機,并引發了同年十月發生的“匈牙利事件”。

  為什么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贊歌、稱斯大林為 “自己生身的父親”的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會突然全面否定、大肆謾罵斯大林,甚至下令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遷出呢?俄羅斯克格勃前第二總局第一副局長、退役少將瓦季姆·烏季洛夫在他的回憶錄中揭開了這個秘密:赫魯曉夫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兒子列昂尼德·赫魯曉夫因為混跡于土匪和在古比雪夫后方醫院因打賭殺害海軍軍官,先后兩次被判死刑,赫魯曉夫都央求斯大林得到饒恕。衛國戰爭爆發后列昂尼德戴罪上了前線,卻又駕機投敵,成了德國鬼子手里的一張“王牌”,斯大林下命組建“鋤奸隊”將列昂尼德從德國抓回,根據敵后“鋤奸隊”收集到的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實,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赫魯曉夫兩次請求斯大林對他兒子從寬處理,結果遭到了斯大林、謝爾巴科夫、貝利亞、馬林科夫等政治局委員的一致反對,列昂尼德被執行槍決。為此赫魯曉夫懷恨在心,他上臺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報復行動,首先取消了莫斯科以謝爾巴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區名和百貨商店,搗毀了謝爾巴科夫紀念碑的基座,接著貝利亞被逮捕處死,馬林科夫等遭清洗。蘇共二十大后,赫魯曉夫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反斯大林的運動。前蘇聯克格勃警衛總局副局長多庫恰耶夫中將1996年出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警衛隊》一書中引用了赫魯曉夫在二十大召開前對幾個親信說的話:“盡管斯大林已經是一具僵尸,我也要為兒子報仇,讓他嘗嘗我的厲害。”一語道破他反斯大林的動機和目的。

  由此可見,赫魯曉夫是個極端自私的小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滿足私欲,是絕不會走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由于赫魯曉夫上臺后按是否忠于自己的原則幾乎更新了整個黨政最高權力機構,真正社會主義者被趕走、流放、逮捕,甚至被槍決,導致了整個蘇聯政權掌握在反馬列主義者手中。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意識形態更趨混亂,致使學校思想政治課被削弱,攻讀馬列著作反倒淪落成令人恥笑的行為,“入黨只是升官發財的跳板”這一功利思想逐漸成為主流。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提出了“新思維”等口號,馬列主義的指導原則被完全放棄,大量否定和歪曲列寧、斯大林的文章見諸報端,反馬列主義者被重用,擁護社會主義者被污蔑為“改革的敵人”受到蓄意打壓,各種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十月革命被貼上了血腥的標簽,衛國戰爭的勝利被描述成與蘇共無關,蘇聯歷史被涂抹成一團漆黑,歷史虛無主義占據主流,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全線崩潰。

  二、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赫魯曉夫上臺后,徹底否定了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路線方針政策,推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重于政治”的路線,把經濟和生產居于黨組織活動的中心和整個工作的首位。他主導的經濟改革,用“物質刺激”原則來偷換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通過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取消義務交售制,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等,破壞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發展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擴大極小部分人同工人、農民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的收入差距,扶植占據企業領導地位的蛻化變質分子,利用職權侵占和支配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和生產資料,把社會主義企業變成了他們發財致富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而那些在政府機關中任職的貪官們則與他們串通一氣,營私舞弊,收受賄賂,坐地分贓。這些經濟改革加劇了蘇聯社會的階級分化,瓦解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

  此后蘇聯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過渡,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從根本上進行經濟“改革”的任務,全面推行的市場經濟為私有化打開大門。導致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間竟成為輿論的主流。1990年8月,戈爾巴喬夫以公有制束縛了人的勞動積極性為由,攻擊公有制為主體是“經濟壟斷”,認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緩的任務”是取消公有制的“壟斷”地位,推行公有企業非國有化、私有化,并以計劃經濟沒有效率為借口,主張完全放棄國家的宏觀調控。在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美國當局的共同策劃下,出臺了大規模私有化的“沙塔林方案”(500天計劃),即從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 500天內,分四個階段將蘇聯從計劃經濟迅速過渡到市場經濟,其主要措施是:1、解除價格管制,實行價格自由化,2、減少政府支出以達到預算平衡,嚴格控制貨幣和信貸增長,降低通貨膨脹3、國營企業私有化、4、實行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這項被經濟學家稱為“休克療法”的激進方案的實質,就是把本來屬于國家即全民的資產乃至財產的所有權“重組”、“明晰”、“量化”給少數新貴。用被稱為俄羅斯“私有化之父”、擔任過俄副總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員會主席的丘拜斯則的話說,“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出來就好。”

  美國《華爾街郵報》1990年9月14日表揚戈爾巴喬夫批準“500天計劃”,認為這個計劃其實已經“放棄了恢復共產主義的努力”,“顯然是為了在蘇聯實行一種西方式的混合經濟而不是為了改革共產主義”。9月17日,美國總統里根訪蘇,當面稱贊戈爾巴喬夫:“改革進程在美國政界得到同情和支持”,“由于改革,蘇聯已走上正確道路”。而正這個所謂的 “正確道路”,使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徹底坍塌,也使蘇共完全喪失了執政根基。事實上,這個“500天計劃”尚未執行完成,蘇聯就于1991年12月前后亡黨亡國。

  三、瓦解社會主義上層建筑

  赫魯曉夫為了達到去斯大林化和排斥異己安插親信的目的,打著杜絕干部隊伍老化的旗號,從上臺伊始便大舉推行“干部更新制”,在全國范圍內,從中央到地方,從黨政領導機關到經濟、文化教育部門,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換一批又一批的干部,從蘇共二十大到七年后的蘇共二十二大,全黨共有80%的干部遭到替換,其中蘇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會選出的蘇共中央委員有近70%被清洗。赫魯曉夫把斯大林信任的人全部清洗掉,把經他平反的大批反斯大林主義者和自己的親信安插到重要領導崗位上,從政權核心領域構筑起修正主義官僚體系。

  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背叛馬列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拋出“三和兩全”的修正主義綱領,“三和”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兩全”即“全民國家”和“全民黨”。 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經不必要,對敵人實行專政,就不能算是民主,要發揚民主,只有取消對敵人的專政和鎮壓,實行“全民的民主”,從意識形態領域建立起修正主義理論體系。

  勃列日涅夫時期雖然對赫魯曉夫的一些錯誤進行了調整和修正,但基本上堅持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一是通過提高和固化干部特權的標準,形成了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官僚特權階層,導致貪污腐敗的盛行,甚至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貪污受賄65萬盧布的“駙馬案”。二是背棄馬列主義信仰,喪失革命意志和理想信念,勃列日涅夫就自白“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甚至對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三是修改憲法,把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理論的“全民國家”、“全民黨”寫入了1977年蘇聯新憲法。而此時正是西方國家加緊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尋找代理人的時期,滋生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科夫列夫等一大批瓦解蘇共的親西方政治人物,蘇聯的官僚特權階層發生了質的變化。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對蘇聯進行了改旗易幟的深化改革。以1987年《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出版為標志,戈爾巴喬夫全面推行的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其實質是攻擊社會主義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民主和對極少數敵人的專政是“不人道”、“不民主”,從而把對極少數人的無產階級專政偷換演變為對絕大多數人的資產階級專政。他創新的“新思維”和“民主化”、“公開性”,就是促進“多元化”,放棄“意識形態限制”和“精神壟斷”,打破“一切理論的局限”,實行“黨政分開”,“全民法制國家排除任何一個階級的專政”,實質上就是打破馬列主義的指導地位,放棄共產黨領導,排除無產階級專政,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照搬西方憲政,在蘇聯實行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多黨制和總統制等等。1990年3月15日蘇聯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蘇聯憲法,取消了蘇共執政地位;宣布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設立獨攬大權的總統職位,軍隊國家化等。會上戈爾巴喬夫當選蘇聯第一任總統,并成為蘇聯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隨著多黨制和總統制在蘇聯的確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代表席位由占原蘇維埃代表大會60%逐步減少,到現在議會中一個也沒有。至此,蘇聯共產黨領導的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被終結,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土崩瓦解。

  四、私有化改革的必然歸宿

  馬克思主義從誕生之日起,就是以削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為奮斗目標,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和任務就是用無產階級專政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廣大勞動人民謀利益。反之,資本主義制度是絕不會讓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的。蘇共的改革徹底走上了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使自己失去了執政的基礎和存在的合理性。事實上,從蘇聯修改憲法,實行多黨制和總統制不到一年,就有幾百萬黨員退黨,1991年2月3日,俄羅斯當選總統葉利欽下令“中止”俄羅斯共產黨活動。次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并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正式宣告了蘇共消亡。正如美軍中將原美國國家安全局長的威廉·奧多姆所言,蘇聯“共產黨同它們的將軍們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滅亡”。

  蘇聯是由15個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和國加盟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共的垮臺、社會主義制度的終止,使15個共和國失去了聯盟的基礎,必然造成聯盟解體。雖然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等8 人組成“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動了“八一九”政變,意在挽救蘇聯免于解體,但由于得不到蘇共和人民及軍隊的支持,不到3天就歸于失敗。1991年12 月8日,曾經堅決支持戈爾巴喬夫搞市場化改革的葉利欽、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維奇分別代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宣布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要求蘇聯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和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職務,并將核按鈕交給葉利欽。當晚,克里姆林宮降下蘇聯國旗,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升起。第二天,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宣布蘇聯停止存在,蘇聯正式解體,蘇聯分裂成十五個獨立國家。

  從上述蘇共蛻變軌跡不難發現,蘇聯的亡黨亡國并非偶然,而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修正主義路線發展演變的歷史必然。正是由于赫魯曉夫背叛斯大林路線催生的修正主義集團培育出了最終埋葬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他們的改革從一開始就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完全是站在滿足極少數人私利的立場上。他們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和群眾對黨的信任,以合法掩護非法,以局部合理性掩蓋整體的荒謬性,挾持民意以謀求私利。正如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葉•庫•利加喬夫所評價的:“導致蘇聯解體基本上是主觀方面的。首先是上層領導人政治上的變質,他們主要為個人發家致富,想無限制地統治人民。他們后來都成了百萬、千萬甚至億萬富翁。”

  列寧指出:在各種紛紜復雜的事物中,要一時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蘇聯的私有化改革,造就了極少數官僚資產階級新貴,卻從根本上背叛了無產階級勞動者。“對誰有利”一目了然,但是當時的蘇共黨員卻少有勇敢站出來進行揭露、斗爭并喚醒民眾者,他們的軟弱和沉默導致了群眾的麻目和離心離德,使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走資陰謀步步得逞。蘇共垮臺前不久,蘇聯科學院曾對蘇共究竟代表誰進行民意調查,調查結果,認為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黨員的占11%,而代表官僚的竟占到85%。也就是說,絕大多數蘇聯人民并不認為蘇共還是他們利益的代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乃至普通黨員自然不會再有當年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那種政治熱情和奮不顧身精神了。雖然蘇聯的改革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私有化改革嚴重背離了勞動人民的意愿,必然走向滅亡。有人說蘇聯亡黨亡國是因為蘇共官僚腐敗脫離了群眾,但這只表象,其實質在于蘇共修正主義集團的蛻化變質,失去了無產階級的先進性,最終必將被無產階級所拋棄。因為廣大勞動人民絕不需要共產黨來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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